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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時在30 年代后期和40 年代一直堅定地支持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和主張。1938年赴莫斯科時，他向共產國際強調“毛澤東才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這對當時的共產國際表態支持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起過重要作用。但是，他又絕不因此而徇私情。
在整風運動中，康生搞“搶救運動”，后又拋出“自救運動”，大搞“逼供信”。任弼時通過了解情況發現這種不良傾向后，說：“我們的革命隊伍，哪能越革反革命越多呢？我不信。應該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他幾次及時大膽地向毛澤東上諫此情，提出必須馬上糾正才好。后來，毛澤東接受了他的意見，兩人商定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八字方針，隨后中央又制定了九條規定，推動整風運動回到了健康正確的軌道上。
中國革命之所以艱難，不僅由於外部敵人強大，同時也在於內部消極因素眾多。任弼時在黨內之所以長期受到普遍敬重，在於他勇於同各種不良傾向作斗爭。這種斗爭不是過“左”地整人，而是抱著幫助同志、治病救人的態度。
那個時候，康生隻怕兩個人，一個是任弼時，另一個是毛澤東。同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康生為什麼對任弼時一直是敬畏交織？對此康生曾回答說：“我在上海大學讀書時，弼時是我的老師。”其實，更重要的是任弼時一身正氣，康生不敢觸犯，更不敢得罪。
任弼時對江青也是一直堅持原則，不給其任何特殊照顧。1941 年，中共中央在經濟內外交困的情況下號召大家建立自己的“家務”，於是各單位開荒種糧、紡紗織布，還抽出一部分資金和人力到國統區甚至香港去做生意，從而為黨積累了大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資金。為統一管理這些特別經費，這年9 月中央決定設立“中央書記處特別會計科”（簡稱“特會科”），明確特會科主要負責管理地下黨的活動經費、援外經費及中央會議所需的一切經費。並責成任弼時直接分管。一次，江青買了一些不在報銷范圍內的東西要求特會科報銷，遭到拒絕后就大吵大鬧。任弼時支持管財務的同志堅決頂住壓力，拒絕報銷，江青直鬧到掀翻了桌子，最后還是由識大體的毛岸英過來收拾了房間。毛澤東得知后，對任弼時的這種態度表示贊同。江青卻長期懷恨在心，直到“文革”期間還對任弼時的家屬進行迫害。
表現任弼時這隻“駱駝”方向感強的，還在於他極富政治遠見。
中國共產黨在醞釀籌建之時，任弼時就有幸遠赴蘇聯接受比較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從而堅定了他的政治信仰，奠定了他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基礎，培養了他的堅強黨性。1921 年8月至1924 年7 月，任弼時就讀於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1922 年冬，他由團員轉為正式黨員。1923 年春，中共旅莫支部成立，隨即開始對黨團員進行非常嚴格的黨性教育與訓練。
1924 年7 月， 任弼時和王一飛、彭澤湘、卜士奇代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出席了青年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會上，針對青年共產國際提出在東方各國應建立“群眾民族革命統一青年團”的主張，任弼時明確表示：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已有四年歷史，不應另建與共產黨並立的帶有政黨色彩的青年組織。
在這裡，任弼時極富政治遠見地擺正了黨和團的正確關系，不僅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大革命中牢牢地把握住了對青年運動的領導權，而且奠定了共青團組織建設的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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