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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求真務實，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遇到問題時，任弼時一向表現出注重調查、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他總是尊重事實、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他是我們黨內善於搞調查研究的典范。曾經與任弼時一起工作過的許多人，都對他重視調查研究的作風印象深刻。王首道回憶：“任弼時善於調查研究，喜歡看材料，向同志們問長問短，願意深談，喜歡遇事找群眾商量，傾聽群眾的意見。”王震也說：“他注重調查研究，深入實際，善於正確解決復雜的、重大的問題。”陸定一回憶說：“弼時同志的另一特點，就是他不怕麻煩和善於調查研究解決問題的優良作風，這種作風使他成為全黨全軍所熱愛的領導者。”
調查研究，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實踐中探索出來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一種有效途徑。任弼時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逐漸養成了發現問題並及時糾正的良好工作習慣，逐步成為黨內進行調查研究的行家裡手。這一優良作風，任弼時從延安到西柏坡的長期工作中一直注重有加，而且運用得爐火純青、卓有成效，為形成、發展和堅持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出了重要貢獻。
到延安工作后，任弼時在認真總結以往“左”傾錯誤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真誠地進行自我批評，從而在思想上真正認識到了教條主義的危害性，真正認識到了隻有調查研究才能解決中國革命中的實際問題。1941 年4 月，毛澤東重印了《農村調查》一書，重申“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著名論斷，目的是“幫助同志們找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之后，中央連續發出《中共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中央關於實施調查研究的決定》《關於檢查調查研究決定執行程度的通知》等文件，並在中央政治局下設調查研究局，毛澤東兼局長，作為中央秘書長的任弼時任副局長。在分工上，各抗日根據地政治和黨務的調查研究由任弼時指導。從這個時候起，任弼時開始了一次又一次的調查研究工作。從這些調查研究中，他越來越深刻、自覺地認識到，調查研究不僅是一種工作方法，而且是事關黨的領導和決策是否正確及黨的事業成敗的大問題。
1944 年，在陝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任弼時作了長篇報告《去年邊區財經工作的估計與今年邊區金融貿易財政政策的基本方針》，這個報告因切中現狀、有理有據、分析透徹而博得大家的陣陣喝彩。這一效果無疑與任弼時之前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和理論聯系實際、下功夫調查研究密不可分。在報告中，任弼時向與會者展示了延安念庄變工隊的統計、關中新正三區二鄉別嶺村的統計、安塞高川村1940-1943 年經濟發展情況、農民藍鳳城1941-1943 年收支對照表、各項開支表、支出中購買邊區內外物品的費用對照以及三五九旅戰士開支比較等七張圖表。這些圖表或是根據任弼時用近三個月的時間進行調查研究后得到的統計資料匯總而來，或是從《解放日報》的通訊中摘編而成，或是任弼時與延川拐峁村農民藍鳳城交朋友、拉家常的過程中獲得。每張圖表他都作了精心的設計，小到農民買火柴、水煙的費用，大到三五九旅的開支狀況，分析、比較、歸納，條理清晰，入木三分。運用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所獲得的材料，任弼時在報告中點面結合地將陝甘寧邊區經濟發展的總體面貌生動直觀地反映出來。這樣的報告不但使聽眾信服，也使政策的提出更加符合實際。毛澤東審閱這份報告后，批示作為“黨內高級干部讀物”印發5000 份，並提議任弼時到中央黨校再講一次，“可以有五百人聽，中央同志及中直可去二百人左右”。
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土地改革問題日益重要起來。1947 年11 月，毛澤東就土地改革問題同任弼時專門談話，讓他在中央前委中負責分管土改工作，以保証解放戰爭的繼續進行和最后勝利。這體現了毛澤東對任弼時領導能力、政策水平和善於防“左”糾偏的巨大信任和充分了解。面對土改運動的蓬勃發展，以及其中出現的“左”的錯誤傾向，他帶病到陝北米脂縣楊家溝周圍20 多個村子進行認真、廣泛和深入的調查研究，在此基礎上於1948 年1 月12 日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會議上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著名報告。毛澤東十分欣賞這一報告，並決定以此代替中央原定擬發的“一月決定”，作為指導文件印發全黨，從而及時糾正了土改中的“左”傾錯誤。這篇報告與毛澤東1948 年2 月15 日為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新解放區土地改革要點》等文獻一起，構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關於土地改革方針政策的代表作。直到1950 年6 月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仍然高度評價了任弼時在土改問題上的功績：“土地法上講，禁止亂打亂殺。這個問題好像是從1947 年12 月會議和任弼時那個關於土改問題的報告以后才明確了。弼時同志那個文件起了相當的作用。”這件事充分說明，任弼時負責的土改工作成績出色，頗有創見。這一成效無疑也得益於他注重和善於搞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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