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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時是一位作風嚴謹、腳踏實地的實干家，他提出的政策建議都是建立在反復調查研究、了解情況的基礎之上的。翻閱他1947 年至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之間的工作筆記，可以看到大量的調查記錄，其中包括實地親訪、座談記錄、情況報告以及一些統計數字和表格。這些記錄著實際情況的資料，是任弼時考慮政策的重要依據，這也從一個側面生動地反映了他深入調查研究的活動軌跡。
體現任弼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思想精神風貌的，從他一直恪守的人生訓條“ 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煩人，三怕多用錢”上即可略見一斑。這“三怕”其實貫穿著一條紅線——心裡隻裝著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為革命、為人民公而忘私，不怕含辛茹苦，寧願艱苦朴素、勤儉節約。
在中央蘇區，任弼時和戰士們一起上山挖野菜，過一樣艱苦的生活﹔在長征途中，任弼時拖著重病而虛弱的身軀，吃力地扶杖前進，有擔架也不坐﹔在轉戰陝北中，任弼時多次摔倒在地上，他爬起來，不讓人攙扶，一直走到目的地。建國后，任弼時在30 年代所用的一條毯子還在用著，這是組織上發給他的戰利品﹔他愛人陳琮英用自己的毛圍巾為他改織的毛衣，穿了10 多年，早破得不能再穿，他照樣穿著。黨中央從西柏坡遷到北平時，有關部門建議給書記處的同志每人做一套新衣服，以穿著參加入城閱兵式。經請示任弼時，他不同意，說：“我們是穿著這身衣服打天下的，也能穿著這身衣服進北平。”進城后，他制止了工作人員想將他的舊被子、舊衣服換掉的做法，並誠懇地對工作人員說：“你們不要以為現在進城了，應該闊氣一些了，這樣想就不對了，不能忘記目前我們國家和人民還有困難，什麼東西也不准給我領，那些被褥和衣服補一補還可以用嘛。”他特別注意節約用電，時常告訴孩子們和工作人員，“人走燈滅”，並在每個房間電燈開關處寫上“人走燈滅”的字樣以提醒大家。
公家配發的東西，任弼時總要問是不是按制度發的，如果發現是身邊同志特別要求的，就讓退回，並耐心地說：“凡事不能超出組織規定的制度，絲毫不能搞特殊。目前國家還很窮，困難很多，我們辦每件事都要想著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直到逝世時他依然用的是那些破舊的衣物。
1949 年，斯大林送來幾輛新小轎車，行政部門分給任弼時一輛，他對身邊的公務人員說：“不要去領，我那輛舊的還可以坐。”
剛進北京城時，后勤部門為任弼時的住房修窗戶花了點錢，他知道后很不安，一晚上都睡不著覺。他認為，在國家大業初創、人民生活非常困難的情況下，一分錢也不應多花。他的住房面臨大街，辦公室離馬路隻有二三米遠，很不安靜。有關部門為照顧他的工作和休息，准備讓他搬到另一個住處，他說：“那房子住著一個機關，而我是一個人，怎麼能為我一個人牽動一個機關呢？當干部的一絲一毫也不能特殊。”后來，組織上准備給他整修另一所房子，他知道后又拒絕了。他說：“現在國民經濟正處在恢復時期，還是把錢用到工業建設上去吧。”直到逝世他始終住著原來的房子。
任弼時對自己嚴格要求，對親屬的要求也很嚴格。他從未利用手中的權力為子女和親屬謀取半點私利，也不允許他們搞特殊。他經常詢問夫人陳琮英菜金有沒有超過標准，生活用品是不是按制度領的。孩子們的衣服破了，他讓陳琮英把大人的破舊衣服改做給他們穿。孩子們回家，就讓他們到大灶去吃飯，處處注意不使他們有特殊感。他對孩子們常說：“吃了人民的小米，不能辜負人民對你們的希望，將來一定要為人民做事。”新中國剛誕生時，他的妹妹從湖南到北京看他。臨走時，想請他給湖南省委寫封信，替她丈夫安排個工作，任弼時認為這樣做不符合組織原則，信沒有寫，還做妹妹的思想工作，終於說服了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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