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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孫中山還是堅持原來的革命路線。孫認為北京政府是由反革命武裝支撐的，必須由革命武裝才能推翻。而當時有武裝的是地方軍閥，外國資本主義國家不但有武裝，而且有購買武器的錢。所以，他依然執行不反帝和依靠地方及在野軍閥的方針。
這是兩種革命觀的矛盾。孫中山重視革命武裝，符合“革命的武裝反對反革命武裝”的中國革命特色。馬、陳主張西方和俄國革命模式，平時不做武裝斗爭而隻做群眾工作，政權危機到來時，再進行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
為此，馬林和陳獨秀接連在中共機關報上公開批評孫中山的錯誤。於是孫中山屢次對馬林說：“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便應該服從黨紀，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共產黨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若蘇俄袒護中國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
就這樣，實為“國蘇合作”的共產國際與國民黨的關系以及服從於這個合作的“國共合作”，出現了僵持局面。
與鮑羅庭的“蜜月”時期
由於列寧病重，斯大林主持蘇共中央。斯大林對馬林和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工作極為不滿。共產國際奉命停止了馬林在中國的活動經費和生活費，逼迫馬林離開了中國。
在這個真空期，孫中山和斯大林都需要重新溝通。1923年8月，孫派蔣介石率領“孫逸仙博士考察團”訪蘇。蔣訪蘇還未回國，斯大林就派自己的親信鮑羅庭帶著巨量經濟和軍事援助來到中國出任孫中山的高級顧問，同時兼任共產國際最高代表指導國共兩黨，監督其他共產國際代表的工作。鮑奉斯大林之命改變原來馬林方針，充分利用國民黨軍事北伐的積極性，給予全力支持，幫助國民黨創辦了培養軍事干部的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積極推動北伐。
孫中山喜出望外，積極響應，在鮑羅庭的幫助下，於1924年1月召開國民黨“一大”，對“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解釋，指出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並不矛盾，它是包含在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中的，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來幫助國民黨的，並且是“遵守國民黨黨綱”的，以此壓服了國民黨中反對國共合作的絕大多數元老派人物。從此，共產黨在建立、整頓、壯大各地國民黨組織的名義下，大力發展國民黨員的同時，也大力發展了共產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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