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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遺囑和遺書中強調民主、愛國與平等
1924年10月25日，馮玉祥在北京發動政變推翻直系政權，擁皖系軍閥段祺瑞執政，同時電請孫中山入京共商國是。孫中山接受邀請北上，發表宣言：對內要打倒軍閥，對外要推倒軍閥賴以生存的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並接受中共關於召集國民會議決定國是的主張。但是，他到北京時，由於繞道日本，一路勞累，生病不起，再加上北京政權已經落到軍閥手中，他的主張受到抵制而憤慨，1925年3月12日病逝於北京。
孫中山在去世前，堅持在《孫越宣言》中的立場：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中國。但他深知當時國民黨的生存與發展，還離不開蘇聯與共產國際的援助。因此，他對守候在床邊的鮑羅庭與宋慶齡托付了遺囑和致蘇俄的遺書﹔在彌留之際，還仿劉備托孤之語，對汪精衛、何香凝說：“要師事鮑顧問”。但在遺囑中，卻強調了“民主與愛國”，與外國的“平等”關系。在國事遺囑中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於求中國地位之自由平等……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必須依照余所著《三民主義》繼續努力。在《致蘇俄遺書》中說：“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我願表示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歡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充分表現了在爭取蘇聯援助的問題上不卑不亢的態度。
綜上所述，可以看到：孫中山是一個偉大的民主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他一生為獨立、民主、強盛的中國而奮斗。他在與共產國際和蘇聯的曲折關系中，始終堅持自己的信念和原則，不因需要對方援助而損害黨和民族的利益。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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