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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本色是詩人”
陳毅對詩歌創作也有成熟的看法。1959年4月，詩刊社舉行詩歌座談會，陳毅在發言中提到詩歌創作的藝術表現，所謂形象思維，是“三分人才七分裝”。他希望大家都要“勤學苦練”，“無論新老作家，都要從基本練習入手”。至於對五四以來詩歌創作的評價，陳毅認為其“反映革命，反映得還不夠﹔反映生活，反映得還不夠”。對於新詩的創作傾向，陳毅不客氣地提出批評，即“重視外國的，輕視中國的﹔重視古人，輕視今人，是不好的”。陳毅又提到詩歌的傳統技巧，所謂用韻：“詩的平仄和用韻是自然的，廢不了的。打破舊時的平仄，要有新的平仄﹔打破舊時的韻，要有新的韻。我不同意反對平仄和用韻。詩要通順流暢。有韻的，注意了流暢的，朗誦起來效果就好些。形式問題，可以幾種並舉，各做實驗。”為此，他還特意引用了毛澤東的詩歌，以說明詩的特質，即“藝術就是藝術，寫詩就是寫詩”，並針對有人對毛澤東的詩詞穿鑿附會地理解，提出了批評。
詩歌由於形式典雅和格式特別，成為陳毅后來主要的文學創作體裁，成為歷史的記錄和見証。所謂“以詩為鑒”，這其中有他對自己的督促和反省，對友人的歡晤和以誠相待，以及對子女的教誨。
“高饒反黨聯盟”事件前后，即1953年12月13日夜晚、12月20日，以及翌年3月15日，毛澤東不同尋常地三次特意找陳毅談話，話題都是關於“高饒反黨聯盟”。毛澤東讓陳毅警惕有人搞“非法活動”，要維護黨內團結，其中講到有人向黨伸手的問題時，毛澤東甚至說：“伸手豈止高饒？”（據《陳毅年譜》：當時毛澤東說此案已真相大白，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擴大化嫌疑。對此，陳毅觸動很大。1955年3月，陳毅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發言揭發饒漱石，毛澤東審閱了他的發言稿，並回示說：“饒罪惡可能不比高小一些。”）陳毅歸來后，與夫人張茜議論良久，寫下了膾炙人口的《七古 手莫伸》一詩：“手莫伸，伸手必被捉。黨與人民在監督，萬目睽睽難逃脫。”張茜又寫了座右銘曰：“滿招損，謙受益。莫伸手，終日乾乾，自強不息。為了工作，必須休息。”后陳毅親書之，並將之刻在銅硯上，是為《硯銘》。再如陳毅著名的《一閑》：“志士嗟日短，愁人知夜長。我則異其趣，一閑對百忙。”這些都很能反映陳毅的氣概和風度。
黨內詩家，陳毅與郭沫若相互唱和最多。
1952年7月，陳毅赴浙北德清莫干山探視病友，小住十日，因“喜其風物之美，作《莫干山》七首”，如：“莫干好，遍地是修篁。夾道萬竿成綠海，風來鳳尾羅拜忙。小窗排隊長。莫干好，夜景最深沉。憑欄默想透山海，靜寂時有草虫鳴。心境平更平。”陳毅的這一組精美的小詩被郭沫若看到了，郭讀后，喜不自禁，隨即以一首七律《贈陳毅同志》表達讀后的感佩之懷：“一柱天南百戰身，將軍本色是詩人。凱歌淮海中原定，坐鎮滬淞外患泯。贏得光榮歸黨國，敷揚文教為人民。修篁最愛莫干好，數曲新詞猿鳥親。”陳毅見之，“久欲回答，每每因不能成篇而罷”。
直到1957年5月，陳毅再讀郭沫若的《五一節天安門之夜》，頓時詩意盎然。他甚至拋開一向嫻熟的格律詩的形式，“特仿女神體回贈”，是為新體詩《贈郭沫若同志》，其曰：“我早年讀過你的詩集《星空》，《天上的街市》那首詩曾引起我的同情。……從前你從人間想到天上，現在你從天上想到人間﹔這不是你故意顛倒，而是幾十年的人間改造有了分曉。……沫若同志，你，人民的詩人，你三十多年前寫的《鳳凰涅槃》，預先歌頌了新中國的誕生。今后三十年還需要你，歌唱不停。”
1961年，陳毅利用孩子陳丹淮將赴東北學習之機，寫就《示丹淮，並告昊蘇、小魯、小珊》一詩，以為詩教。他寫道：“小丹赴東北，升學入軍工。寫詩送汝行，永遠記心中。汝是黨之子，革命是吾風。汝是無產者，勤儉是吾宗。汝要學馬列，政治多用功。汝要學技術，專業應精通。勿學紈绔兒，變成白痴聾。”
詩歌，乃至文學，對陳毅的一生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這不獨滋養性情，而且全方位地貫穿於他人生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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