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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伏與策反
隴若蘭的父親是國民黨高級將領隴耀。1943年，在隴若蘭初中畢業時，李長猛成為她和另一位同學的家庭教師。上課的時候，李長猛經常向她們提出一些有革命傾向的問題，而每次都是隴若蘭第一個回答出來，因為之前隴若蘭就有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萌芽。
李長猛當時是中共昭通特支書記。廣泛接觸青年學生、發現和培養進步青年是他的任務之一。他教隴若蘭她們不久，就借給了隴若蘭一本用牛皮紙包著外殼的書——《西行漫記》。隴若蘭現在還記得，自己拿到那本書時感到既神聖又激動。她回到家找個僻靜的地方，廢寢忘食地看完了這本書。通過這本書，她才知道延安是中國的革命聖地，中國共產黨才是挽救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救星，從此，她心裡有了一盞明燈，有了前進的方向。此后，李長猛又相繼借給她毛澤東的《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及小說《新生代》等。不久，李長猛去了昆明，經常給隴若蘭寄《新華通訊》。
后來，隴若蘭到昆明上學，有了更多接觸李長猛的機會。“有次，長猛來學校找我，我們找不到合適的談話地方，就在學校前面的一大塊荒地坐下來，頂著烈日談了三四個小時的話。從日本投降談到‘五華山事變’，談到今后的國內形勢，總的看法是內戰不可避免，革命前途仍是光明的。他走后，我回到學校已被晒得滿臉通紅。一位女同學半開玩笑說：‘看你好興奮哦！’我想，那時我就對長猛有好感了。”
“一二·一”運動和“李聞慘案”發生后，隴若蘭常到李長猛宿舍找他，傾訴自己的感受，聆聽他的觀點和分析。當時李長猛是中共雲大特支書記，組織分配他在二線工作，負責一線黨員與省工委的聯系。隴若蘭說：“我當時曾誤解他從來不在大庭廣眾下慷慨激昂地講話是因為膽小，不知他那時有特殊任務，要盡可能少地拋頭露面。我知道他很忙，但不好多問他在忙什麼。”
后來經過一年多的熟悉和磨合，隴若蘭感到自己的心離李長猛越來越近了，“我對他由最初的崇敬之心轉為依戀之情”。但由於隴若蘭特殊的家庭背景和李長猛的秘密身份，他們不敢任由感情的發展。后雖確定了戀愛關系，但還是約定不能公開關系，以免引起旁人的好奇和注意，造成李長猛身份的暴露。
1946年夏，李長猛向中共雲南省工委領導侯方岳匯報了他與隴若蘭的戀愛關系，同時匯報了隴耀來信讓隴若蘭去北京讀書，並到東北看望他的情況。
侯方岳和李長猛分析了隴耀在滇軍60軍中的作用，認為隴耀雖然是個師長，但他是盧漢的親信，為人正直，講義氣，軍中有不少親如手足的拜把兄弟，在60軍中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二人研究后決定，由李長猛說服隴若蘭到東北去做她父親起義的思想工作。侯方岳立即向中共南方局領導吳玉章同志作了詳細匯報，中央認為這是對滇軍將領做工作的一條重要渠道。
李長猛在侯方岳的指示下，做了隴若蘭的思想工作。隴若蘭也認為父親不能為反動腐敗的蔣介石集團賣命，應反戈一擊，早日起義。李長猛告訴隴若蘭如何做父親的思想工作，並交代她要學會打槍，要注意隴耀身邊的特務活動以及如何用書信反映隴耀的情況等等。李長猛叫隴若蘭給他寫信不要寫真名，而寫“雲大張文錦收”就可以了，信的內容盡量隱晦一些。
那時，隴耀正率部駐守在吉林海龍一帶。性格直爽、敢作敢為的他因受不了蔣介石嫡系部隊的氣，經常口出怨言。1947年1月，經過兩個月艱難的跋涉，隴若蘭和母親來到了隴耀身邊。隴若蘭她們給隴耀帶來了朋友們的問候和家鄉的土特產品，讓隴耀感受到家庭和親人的溫暖。晚上隴耀有空時，父女倆圍坐在火爐邊促膝談心。隴若蘭繪聲繪色地講著沿途的趣事軼聞，也講昆明學生運動，分析蔣介石集團如何不得民心、如何反動，打內戰沒有出路等。隴耀對隴若蘭講的事實既不反對，也不表示贊同。但有幾件事還是讓隴若蘭看出他矛盾的心情。
在一次談話中，隴耀說：“報上（國民黨的報紙）說潘朔端被俘，這些都是騙人的，打日本人的時候他很勇敢都沒有被俘過，怎麼打內戰他就不勇敢了？實際他是起義了，報紙不敢登。”隴若蘭也趁勢說出自己的看法，她知道父親和184師長潘朔端交誼甚篤，也知道潘是在遼寧海域宣布起義，所以說：“國民黨報紙扯彌天大謊，宣傳潘朔端是受傷昏迷，不幸被俘，這怎麼可能呢？實際上是潘將軍識破蔣介石的陰謀，棄暗投明。”對隴若蘭的話，隴耀在心裡是同意的，但是隴耀仍然擔心她血氣方剛惹出是非，就說：“小孩子對政治問題少插嘴。”
隴若蘭提醒父親：“蔣介石要實行法西斯獨裁統治，不僅想消滅共產黨，連李公朴、聞一多這樣著名的民主人士說了幾句公道話都會被槍殺，連手無寸鐵的學生也遭到血腥屠殺。他要消滅一切異己，就更不放心你們帶槍的雜牌部隊，爸爸你要清醒啊！”女兒的話讓隴耀心中的憂慮更深了。經過多次工作，隴耀終於承認，對反蔣起義也想過多次，可他仍下不了這個決心。
隴若蘭將父親的思想狀況和對形勢的看法，用暗語寫信告訴了李長猛。她特別匯報了滇軍將領心中存在的蔣介石信不過滇軍，中央軍欺侮滇軍，滇軍覺得不起義不行，但又不想背叛盧漢的矛盾心理。正是隴若蘭堅持不懈的工作，為隴耀后來率部參加滇軍60軍起義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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