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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對印外交。中印兩國對於邊界的認識，始終存在很大爭議，而印度政府更利用中印邊界從來沒有正式劃定的狀況進行侵略擴張活動，在1962年10月后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的中印邊界武裝沖突。中國軍隊被迫進行了兩個階段的自衛反擊作戰，將印軍打得潰不成軍。在邊防部隊取得軍事優勢的情況下，中國政府仍然留有余地，於11月21日發表聲明，宣布中方軍隊全線停火。此后，中國軍隊主動撤至1959年11月7日實際控制線，后又后撤20公裡，最大限度地表明了願意通過談判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誠意。經過努力，中印邊界武裝沖突得以結束。在這場中印邊界外交爭端和武裝沖突中，毛澤東和周恩來非常慎重，有理、有利、有節地引導了整個過程，在策略手段上軟硬兼用，佔據了戰略主動地位，是一個比較成功的外交案例。
第三，“文革”初期外交失控，絲毫談不上“有理、有利、有節”。從1966年開始，中國陷入“文革”的動亂之中，外交工作受到極“左”思潮前所未有的沖擊。特別是在“文革”初期，“四面出擊，打倒一切”一度成為中國外交中的頑症。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裡，中國同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個國家中的近30個國家發生了外交糾紛，連一些一向同中國保持友好關系的亞、非、拉國家也對中國的“左”傾言論和做法產生了不滿。1967年8月22日晚，造反派到英國駐華代辦處前召集“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會后，紅衛兵以港英當局未在48小時內答復外交部照會為由，沖入英國代辦處放火，制造了一起嚴重的外交事件，極大地損害了中國形象。
最后，當時中國的對外援助顯然沒有遵循“有節”原則。在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中國一方面拒絕各種形式的外來援助，另一方面則對阿爾巴尼亞、越南等國給予了大規模的全面援助。僅就阿爾巴尼亞來講，在1961年-1969年間，中國總共向它提供了15.5億人民幣的無息貸款，還向阿方提供了大量的自由外匯。為幫助阿緩解經濟困難，中國不但向它提供了自己也相當短缺的糧食、食用油、棉花等，甚至供應了一些進口物資。由於美國對越南進行的戰爭逐步升級，直接威脅到中國西南方向的安全，中國領導人對此作出強烈反應，全力支持越共的反美斗爭，提供了大量的軍用物資，還派遣幾十萬志願部隊，以完成防空、工程建設和后勤保障等任務。在中國本身經濟非常孱弱的情況下，向他國提供如此巨大的援助，根本沒有量力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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