琳琅滿目的“讀書”
先講“職業的讀書”與“興趣的讀書”和辯証地處理讀“有字之書”與讀“無字之書”的關系。
1927年7月16日，魯迅到廣州知用中學講演，題為《讀書雜談》。他把讀書分為兩種。一種叫“職業的讀書”。這種讀書有很強的功利性，比如學生為考試而讀書，教師為備課而讀書，這類讀書相當於木匠磨斧頭，裁縫穿針線。如果讀書人對所讀的書沒有興趣，那就成了一件很無奈、很被動的事情。人生苦短，再把有限的生命耗在自己不樂意做的事情上，那真的是相當痛苦。
“嗜好的讀書”則全然不同，因為出於自願，全不勉強，沒有鮮明的功利性，目的是找樂子，比如老年人退休之后聚在一起搓麻將，目的不在輸贏，更不下賭注，全為調劑生活。
古代就有人分別提倡功利的讀書和非功利的讀書。相傳宋真宗趙恆寫的《勸學詩》說得最露骨: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種粟。安房不用架高梁，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隨人，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
這位皇帝對年輕的男人們說，你想家中糧食滿倉嗎？你想家居雕梁畫棟嗎？你想妻子貌若天仙嗎？你想出門前呼后擁嗎？那麼，請你埋頭苦讀儒家的六部典籍:《禮記》，《樂經》，《書經》，《詩經》，《易經》，《春秋》。
不過古代也有人提倡“嗜好的閱讀”。比如明代有一位泰州學派的思想家叫王艮，他寫過一首《樂學歌》:
“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
樂便然后學，學便然后樂。
嗚呼！天下之樂，何如此學﹔天下之學，何如此樂！”這位思想家能以快樂的心情去讀書，又在閱讀的過程中尋求到快樂。他把“讀書”與“快樂”融成了一體。這給我們一個啟示，那就是興趣是可以培養的，也是可以改變的。比如我原先不喜歡吃苦瓜，不喜歡吃洋蔥，后來在電視上看了《養生堂》的節目，知道苦瓜、洋蔥有多種食物療效，也就開始吃了，並且越來越吃出了味道。學生厭學，如果教師能正確引導，也能使他由“要我學”變為“我要學”。這樣精神上就主動了。
讀“有字之書”與“無字之書”。魯迅把人生教材分為“有字之書”與“無字之書”。“有字之書”是前人實踐經驗的總結。他在《南腔北調集》的《經驗》一文中說:“古人所傳授下來的經驗，有些實在是極可寶貴的，因為它曾經費去許多犧牲，而留給后人很大的益處。”“無字之書”指的是生活和實踐。魯迅重視書本而不迷信和盲從書本。他在談到后期政治態度的轉變時說:“即如我自己，何嘗懂什麼經濟學或看了什麼宣傳文字，《資本論》不但未嘗寓目，連手碰也沒有過。然而啟示我的是事實，而且並非外國的事實，倒是中國的事實，中國的非‘匪區’的事實，這有什麼法子呢？”(1933年11月15日致姚克)將生活體驗與書本經驗相結合，這也就是作家王蒙所說的“讀書與人生互相發現，互相証明，互相補充”。
任何時代的任何書籍都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需要我們閱讀時採取一種辨析的態度。比如，要了解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不能不讀以“文直”“事核”“不虛美，不隱惡”著稱的《史記》。但當代考古成果証實，《史記·高祖本紀》中關於項羽“掘始皇帝塚，私收其物”的記載純屬子虛烏有。要了解中華民族的醫學瑰寶，不能不閱讀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但這部中國古代藥書的登峰造極之作中，也有內容的失誤，引文的錯訛。書中對於有些語源的考証更是令人啼笑皆非。比如，“琥珀”，原系敘利亞語或波斯語的音譯，而李時珍卻解釋為“虎死則精魄入地化為石”。文化經典尚且如此，更遑論其他著作。“盡信書不如無書”，就是基於這個道理。
再舉幾個例子。比如大家在中學時代都讀過唐代邊塞詩人王之渙的《涼州詞》: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玉門關在今天甘肅武威一帶。楊柳是曲牌名，用羌族的笛子吹奏起來聲音非常哀怨。這首詩我長期這樣讀，這樣背，從沒產生過懷疑。但地質學家竺可楨經過實地考察，也就是讀了“無字之書”，認為這首詩中的“黃河”是“黃沙”之誤。因為在玉門關一帶，每天中午都刮黃沙，直沖雲霄，而黃河跟涼州和玉門關都沒有什麼關系。我認為竺可楨的說法很有道理，至少是一家之言，可聊備一說，因為他的解讀更切合古涼州的實際。
中學語文課本中還有一篇教材，題為《馮婉貞勝英人於謝庄》，寫的是1860年10月初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掠奪中國文物。當時圓明園附近謝庄有一個小姑娘叫馮婉貞，帶領鄉親抗擊敵人，消滅英法聯軍百余人。她採用的戰術是巷戰，避開洋槍洋炮，跟敵人拼刺刀。這篇文章讀后大快人心！但經過文獻和實地兩方面考察，才知道圓明園附近並沒有謝庄，也沒有馮婉貞這個人，更沒有她率眾消滅英法聯軍一事。原來故事是出自江蘇武俠小說作者陸士諤的創作，刊登於1915年3月19日《申報》，后被編入《清稗類抄》，所以不能當成歷史來讀。
博與專，記憶與思索
魯迅讀書，能夠科學處理博與專的關系，泛覽與精讀的關系。“博”就是放大度量，廣採博取。他強調讀書必須如蜜蜂採蜜，採過許多花，這才能釀出蜜來，倘若叮在一處，所得就非常有限。正是基於這種認識，他鼓勵求學者讀一些本專業以外的書:“學理科的偏看看文學書，學文學的，偏看看科學書”(《而已集·讀書雜談》)魯迅提倡一種“隨便翻翻”的閱讀方式﹔也就是先行泛覽，而后精讀。他寫道:“書在手頭，不管它是什麼，總要拿來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讀幾葉內容”，“不用心，不費力”，“覺得疲勞的時候，也拿這玩意來做消遣了，而且它也的確能夠恢復疲勞。”(《且介亭雜文·隨便翻翻》)“隨便翻翻”獲得的知識雖然“雜”，但也有好處:比如看家用賬，可以從中獲得經濟史料﹔翻老黃歷，可以了解民間習俗和禁忌。看到講娼妓的書不必皺眉頭作憎惡狀，因為這是研究婦女史、社會史的史料。“專”就是由博返約，由“淺閱讀”進入“深閱讀”。許廣平把魯迅攻讀科學社會主義著作比喻為制作中藥的“九蒸九晒”，指的就是精讀。
當今全球科技發展的總趨勢，就是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日益交融。自然科學的新成果可以改變固有的人文觀念，而人文科學的發展又可以為自然科學導向。比如艾滋病和吸毒的防治，光靠藥物治療恐怕不行，必然還會涉及倫理、道德、教育、法律等一系列問題。在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交匯點上，往往能產生現代科學最新成果。可見“博”是很重要的。
不過人們服務於社會，主要還是靠他的一技之長。在社會分工日趨細密的當下尤其如此。我們不能做那種“萬金油干部”，似乎什麼都懂，但實際上什麼都不精通。魯迅也講過:博識家的話多淺，淺就是膚淺。專門家的話多悖，悖就是混亂謬誤。他提倡的是由博返約。戰國時期思想家荀子《勸學篇》以蚯蚓為例，說“蚓無爪牙之利，筋者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用心一也”就是要專，在博中求專。《水滸傳》有108將，每個人都有特長，如李逵的板斧，張沖的石塊，關勝的大刀，吳用的計謀，時遷的偷盜，金大堅的篆刻，張順的游泳……各有所長，各有各的用處。
再談“記憶與思索”的關系。
掌握基礎知識必須依靠記憶，比如學化學，必須掌握元素周期表﹔學英語，必須記住足夠的單詞量。古今中外都有一些博聞強記的人。比如東漢思想家王充，“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記，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后漢書·王充傳》)當代作家王蒙，近五十歲才開始學英語，每天能背三十個單詞，如今能用英語演說。魯迅的記憶力也是驚人的，他雜文中征引了很多中外典籍，有些是全憑記憶。
但是，記憶並不等於智慧。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這就是說，光讀書而不思索就是迷惑。思考是閱讀的深化，是認知的必然，是把書讀活的關鍵。宋儒程頤也說:“為學之道，必本於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遺書》)這就是說，治學的關鍵在於思考﹔思考則有所獲，不思考則無所獲。外國的作家、學者也有同樣的體會。伏爾泰說:“書讀得越多而不假思索，你就會覺得你知道得很多，但當你讀書而思索越多的時候，你就會清楚地看到你知道得很少。”托爾斯泰說:“知識，隻有當它靠積極的思維得來而不是光憑記憶得來的時候，才是真正的知識。”魯迅也再三告誡讀者——特別是年輕人，要他們學會獨立思考，不使自己的大腦成為別人的跑馬場。他說:讀死書會變成書呆子，甚至於成為書櫥。這也就是說，讀書的樂趣不僅僅停留於文本，更在於探究與思考的過程中。在讀書過程中，我們不應該是一個簡單的接受者，也應該是一個互動者、參與者。讀書過程既是欣賞和接受的過程，也是一個思考和判斷的過程，其中有攝取，也有排拒﹔有共鳴，也有矯正。
一般人讀書有三種境界。第一個境界叫信賴，即認為書本上的知識全都正確，以書本上的答案斷是非。第二個境界叫懷疑。隨著閱歷豐富，知識增多，就會發現不同書對同一問題可能有不同的說法，書上的說法跟在實際生活上的感受也可能相抵觸。這就產生了懷疑，由懷疑引發了思考。第三個境界叫包容，那就是既有自己的獨到見解，又能尊重持不同意見者，允許他們有同等的發言權利，而不是黨同伐異，封鎖不同的聲音。
我們知道，魯迅有著深厚的國學素養，但是魯迅對古人古訓從不盲從。魯迅小說《狂人日記》中有一句名言:“從來如此，便對麼？”國學中的糟粕部分到了魯迅手中，就變成了反戈一擊的武器。魯迅對《二十四孝》的批判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魯迅還提供了一個有助於思考的方法，那就是比較。他說，比較是醫治受騙的方法，比如，哪一塊是金子，哪一塊是硫化銅，拿來一比較就清楚了。所以，硫化銅被稱做是“愚人的金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