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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進行戰略轉移的各路紅軍最終需要有一個落腳點，所以，能否重建新的根據地成為長征勝負的標志。這是紅軍將領和黨的領袖們的最終共識。當年剛剛抵達陝北瓦窯堡的毛澤東，就曾明確地指出：“紅軍在一個方面（保持原有陣地的方面）說來是失敗了，在另一個方面（完成長征計劃的方面）說來是勝利了。”（《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49頁。）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他豪邁地宣告：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長征中各路紅軍長途跋涉尋找或開辟新的根據地的過程，恰恰就是中國革命中心北移的過程。
在戰略轉移的過程中，各路紅軍都曾為建立新的根據地進行了艱苦的努力。其中，紅六軍團與賀龍領導的紅三軍（后改為紅二軍團）在貴州省印江縣木黃會師后，曾建立了以湖南大庸（今張家界）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據地（1935年1月到11月）﹔紅四方面軍則建立了以四川通江、南江、巴中地區為中心的川陝根據地（1933年10月到1935年2月）﹔紅二十五軍開辟了鄂豫陝根據地（1934年12月到1935年7月）。這三路紅軍一度或部分取得成功的原因，除去紅軍指戰員的英勇作戰、注重發動群眾，以及分別有賀龍部隊、王維舟領導的川東游擊隊、鄂豫陝地方黨組織接應等因素外，主要是因為上述地區在紅軍開進時尚沒有蔣介石的嫡系武裝進駐，而當地的軍閥又分為多個派系，利益紛爭。隨著國民黨正規軍的跟進，特別是在蔣介石以中央政權的政令統一指揮調度和嚴厲督促下，地方軍閥協調一致共同對我的情況下，這三支紅軍雖然都取得了巨大的戰果，但已經很難再站穩腳跟，使根據地得到鞏固和發展。后來，紅四方面軍根據黨中央和中革軍委的電令，紅二、六軍團根據紅軍總司令朱德和總政委張國燾的電令，紅二十五軍則是依據他們掌握的情報和戰場形勢，分別決定並陸續重新踏上長征路。這反映出南方地區反動統治勢力的強大，紅軍已經難以在那些地區建立穩固的根據地。
中國南方反動統治勢力的強大，在中央紅軍創建新根據地的斗爭中反映得更為突出。中央紅軍作為紅軍的主力，又是和黨中央、中革軍委、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一起行動，更成為敵軍瘋狂圍追堵截的重點。在突破敵軍第四道封鎖線的湘江之戰中，八萬多紅軍銳減為三萬，傷亡重大，這使當時把持中央和紅軍領導權的“左”傾錯誤領導者既定的到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建立新根據地的設想，成為泡影。
毛澤東洞察紅軍當時面臨的危險處境，認為當務之急是如何盡快擺脫強敵的圍追堵截，掌握戰場的主動權。明確提出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轉兵貴州的意見，經過在老山界的爭論和通道會議的討論，得到多數同志的支持，並在隨后召開的黎平會議、猴場會議上以黨的決議的形式得到確認。當時還確定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根據地，作為新的進軍目標。
遵義會議后，鑒於貴州人煙稀少、經濟落后等情況，根據劉伯承、聶榮臻的建議，中央又決定改向比較富庶、並有紅四方面軍創建的川陝革命根據地可做策應的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區建立根據地。但1935年1月28日土城戰役的失利，又迫使中央紅軍於29日拂曉前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進入瀘州的古藺、敘永地區。2月3日至5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在敘永石廂子的萬壽宮（當時屬古藺）開會，決定改向川、滇、黔三省交界的分水嶺、水潦、水田寨、扎西集結，避開敵人鋒芒，准備從雲南昭通渡過金沙江。從而改變了遵義會議關於在川西建立根據地的計劃，並確定在川滇黔邊界地區創建根據地。
這一時期，毛澤東把打破敵人圍追堵截的現實任務和重建根據地的既定目標，有機地統一起來。他不為尋找新根據地所束縛，而是依據戰場實際，時而向北擺出同紅四方面軍會師的態勢，時而又回頭顯露出要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趨向，把包袱甩給敵人，機敏地與強敵周旋。他根據敵情變化率領中央紅軍又兩渡赤水，佯攻貴陽，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最終擺脫敵人重兵的圍追堵截，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地區會師。
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往哪個方向進軍的問題，急需作出抉擇。毛澤東和黨中央提出了在川陝甘地區建立根據地的戰略設想，這首先是基於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周邊的敵情和相關戰略方向的地理環境、人口、經濟發展水平。當時夾金山以南是國民黨的追兵嚴陣以待，向東岷江、成都方向也有130個團重兵把守，向西則是廣闊的少數民族地區，人口稀少，自然條件惡劣﹔隻有向北經川西北到川陝甘地區，那裡地勢開闊，人口稠密，經濟條件相對較好。其次，南方各路紅軍反“圍剿”的失敗與各根據地的喪失，以及遵義會議后在川西和川滇黔建立根據地努力的落空等殘酷現實，使在中國南部敵強我弱的大環境短時間很難改變，即使是建立起新的根據地，也會在強敵的持續圍攻下難以為繼，還必須得到更可靠、更有力的依托與支持。靠近與中國西北等地接壤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向西北進軍“打通國際線”，成為這時確定戰略發展方向的重要因素。再者，華北事變以來民族危機的加重，正如毛澤東在1935年6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明確提出的，要在部隊中宣傳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放棄華北，並認為“這最能動員群眾”（《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1頁。）。這樣就把北上抗日與建立川陝甘革命根據地的進軍方向聯系起來，實際就是把革命低潮時的退卻（被迫尋找立足的新根據地）同迎接革命新高潮的進攻聯系起來了。因此，進軍川陝甘的戰略發展方針是當時唯一可行、后來又被實踐証明的正確方針。
后來，毛澤東又對其在川陝甘建立根據地的設想做了局部調整。1935年9月28日，在榜羅鎮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根據從報紙上進一步了解到的陝甘蘇區狀況和紅二十五軍已經與陝甘根據地的紅二十六、二十七軍會師，並組成紅十五軍團這一新情況（作為中共陝西省委秘書長到中央蘇區參加了“二蘇大”的賈拓夫，長征中以紅軍總政治部白區工作部部長身份一直隨中央縱隊行軍，他已經介紹過陝甘根據地1932年10月以前的一些情況），確定前往陝北，在陝北保衛和擴大根據地，作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10月19日，陝甘支隊勝利抵達陝甘根據地的吳起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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