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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陝甘根據地（包括陝北）在中央紅軍長征到來時，已在連成一片的20多個縣（一說23個縣）建立了工農民主政權，游擊區所及達30多個縣，面積6萬多平方公裡。這裡有紅二十六軍和紅二十七軍兩支主力紅軍4000多人，另有相應人數的游擊隊，加上新近抵達的紅二十五軍，陝甘根據地共有紅軍8000人，與陝甘支隊的人數大體相當﹔這裡臨近抗日前線，又與蘇聯遙相呼應，符合實施毛澤東和黨中央關於打通國際線依托蘇聯、發動民族抗戰推動革命新高潮戰略的條件﹔這裡雖然也被楊虎城西北軍、張學良東北軍、閻錫山晉軍，以及寧夏馬鴻逵等軍閥武裝所包圍，但由於這些地方實力派同時還與蔣介石之間心懷二志，客觀上對蔣介石嫡系追兵的“進剿”起著束縛手腳的作用，這使長途跋涉疲憊不堪的中央紅軍稍得喘息﹔更為重要的是，這裡有人口150余萬，長時期以來受到共產黨人的發動和影響，特別是多數地區已經進行了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土地革命，群眾的斗爭覺悟普遍很高，並形成了劉志丹、謝子長、張秀山、高崗、習仲勛等在群眾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領導骨干和干部隊伍。但是在另一方面，陝甘根據地客觀上也存在著與成為中國革命大本營和新的革命高潮策源地這一重要地位不相稱的差距。這主要是地域狹小、地瘠人貧，特別是在中央紅軍抵達這裡時，由於受“左”傾錯誤影響開展的肅反運動，使包括劉志丹、張秀山、高崗、習仲勛等在內的一大批領導人和紅軍骨干被抓、甚至被殺，陝甘根據地和陝甘紅軍面臨著空前的生存危機。
如何在陝甘根據地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是黨中央抵達陝北后縈繞在毛澤東等黨的領導人腦際的主要問題。毛澤東認真反思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而丟失中央根據地的原因。他認為：“五次反‘圍剿’失敗，敵人的強大是原因，但戰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指中共與外界的交往，而不是專指與外國的交往——引者注）之罪，軍事冒險之罪，是主要原因。機會主義，是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毛澤東哲學批注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107頁。）有鑒於此，毛澤東主要從組織路線、軍事路線和政治路線三個方面領導進行了鞏固與發展陝甘根據地、迎接中國革命新高潮的艱苦努力。
第一，開始全面地糾正受“左”傾錯誤影響的組織路線，首先是果斷地停止了在陝甘根據地進行的肅反，釋放了劉志丹等一大批領導骨干，並恢復了他們的職務。同時，給予在陝北搞肅反者以處分，改派李富春為新成立的陝甘寧省委書記。當聽說還有三百多名在鄂豫皖蘇區肅反中被定為“反革命嫌疑”的人尚未做結論時，毛澤東說：他們長征都走過來了，這是最好的歷史証明，應該統統釋放﹔黨員、團員要一律恢復組織生活，干部要分配工作。（《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489頁。）鑒於因為肅反造成的紅十五軍團內紅二十五軍和陝甘紅軍之間的隔閡，他要求對紅二十五軍和由紅一軍團調到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的干部進行一次普遍而深刻的教育，對陝甘紅軍“不得發生任何驕傲與輕視的態度”，對陝甘紅軍干部中“尚懷不安與不滿進行誠懇的解釋”，“使十五軍團全體指戰員團結如一個人一樣”。（《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01頁。）與此同時，毛澤東認為“干部問題是一個有決定作用的問題”，應該“從發展北方以至全國的武裝力量出發”予以重視。他要求清查降級使用人員，把他們提升起來，同時提拔老戰士開辦教導營。（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11頁。）他在給紅軍主要將領的電報中明確要求：“凡屬同意黨的綱領政策而工作中表現積極的分子，不念其社會關系如何，均應廣泛地吸收入黨，尤其是陝甘支隊及二十五軍經過長征斗爭的指戰員，應更寬廣地吸收入黨。”“凡屬經過長征的分子，一律免除候補期。”（《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00—501頁。）
事實上，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在遵義會議前后就已開始著手端正和樹立黨的正確的組織路線。在江西遭到撤職和錯誤批判的鄧小平就是在1934年底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並參加了遵義會議。遵義會議及其以后通過調整中央分工，確立了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領導體制，恢復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在傳達遵義會議精神的過程中，一批過去犯“左”傾錯誤的人受到撤職處分。一些甚至是在保衛局監督下參加長征的干部被解放出來，走上新的戰斗崗位。遵義會議后，在批判“左”傾錯誤軍事路線和調整黨中央、中革軍委組織問題的過程中，對犯錯誤的同志，不是像過去宗派主義者那樣採取“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辦法，而是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端正思想，通過民主集中制和組織程序改變其領導，以保証正確軍事路線的貫徹執行。比如對博古，仍然保留了他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職務，長征到陝北后，又讓他擔任中央組織部長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駐西北辦事處主席的要職﹔再如凱豐，到延安后仍讓他擔任少共中央局書記和中央宣傳部長的職務。對於張國燾，毛澤東更是苦口婆心。由於樹立和貫徹了黨的正確組織路線，恢復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正確地開展了黨內斗爭，糾正了“左”傾錯誤和右傾分裂主義的干部路線，在全國各路紅軍大轉移的特定條件下，最大程度地團結了全黨和全軍。隨著全國各主力紅軍會師西北高原，中國共產黨自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十年后，出現了空前的團結和統一，為迎接全面抗戰和中國革命新高潮的到來積蓄了強大的力量。這是陝甘革命根據地得以鞏固和發展的根本前提。
第二，毛澤東及其戰友們以陝甘根據地為依托，先后勝利地部署和指揮了直羅鎮戰役、東征戰役、西征戰役、山城堡戰役。此外，他們還直接領導了迎接紅二、四方面軍北上和策應因發動西安事變而遭國民黨中央軍進攻的東北軍、西北軍的軍事行動。這些軍事行動和紅二、四方面軍的北上，以及西路軍的英勇遠征，不僅粉碎了各路國民黨軍對陝甘蘇區的“圍剿”，而且沉重打擊了根據地周邊地區的敵軍，大大拓展了蘇區。使原來的陝甘蘇區發展成為以延安為首府，轄陝西、甘肅、寧夏三省的26個縣和200萬人口的陝甘寧革命根據地。這標志著長征獲得最終的勝利和國民黨軍圍殲紅軍企圖的徹底破產，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有了新的棲息地和出發點，中國革命有了長期穩固的大本營。在此過程中，毛澤東還用很大的精力總結自己的軍事思想，力圖從理論上肅清“左”傾錯誤軍事路線的影響，並以適合中國革命戰爭特點的科學理論武裝全軍。他在保安（今志丹縣）創辦了著名的窯洞大學——中國抗日紅軍大學，並親自為學員們講授“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問世，標志著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和“左”傾錯誤軍事路線的徹底肅清。
第三，解決遵義會議沒有來得及解決的政治路線問題。在“九一八”事變后的一段時間裡，中國共產黨內對民族斗爭和階級斗爭孰重孰輕的認識尚有異議。當時王明等“左”傾錯誤思想在中央具有很大影響。他們根據蘇聯提出的資本主義世界與社會主義世界的對立是“國際關系的核心”的論斷，積極響應蘇聯所謂“日本侵略中國東三省是進攻蘇聯的序幕”的觀點，提出要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他們認為，隻有首先推翻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的走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才能直接地毫無阻礙地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戰。這種錯誤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關門主義，使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坐失“九一八”事變后國內抗日民主運動高漲的良機，使自己陷入孤立，並在強敵的圍攻下遭受嚴重損失。無獨有偶，在陝甘根據地主持肅反的北方局代表也不切實際地要求西北紅軍武裝保衛蘇聯，打通國際線。（參見張達志：《憶粉碎敵人對陝北蘇區第二、第三次反革命“圍剿”的一些情況》，《甘肅文史資料》第9期。）
“北上抗日”是紅軍長征伊始就打出的旗幟。1934年7月紅七軍團就是以“抗日先遣隊”的名義從瑞金出發到閩浙贛根據地的。中央紅軍在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后，毛澤東提出建立川陝甘革命根據地，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為了北上抗日，以促進全國抗日高潮的到來。1935年10月毛澤東率陝甘支隊長征抵達陝北蘇區時，他和他的戰友們面臨的抉擇是，如果不戰勝國民黨軍的“圍剿”，紅軍和中國共產黨的生存還都是問題，何談抗日？但如果不正視中國和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民族矛盾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最主要的矛盾這一嚴重現實，就會失去民眾的支持，不僅難以戰勝以“政府”名義來“進剿”的國民黨軍，而且，即使是能夠克服眼前的生存危機，也必然會失去領導神聖的民族抗戰的資格。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既不是照搬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也不是泛泛地發號召，而是綜合考察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歸納分析各階級在外敵入侵時的態度和利害關系，提出更切實可行的主張。1935年12月17日，毛澤東在瓦窯堡會議上作軍事戰略問題的報告。他指出：戰略方針應是堅決的民族革命戰爭，首先把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相聯系，一切戰爭都在民族戰爭的口號下進行。（《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497頁。）這就初步明確了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的關系，把民族大團結、共御外侮擺在了第一位。會后，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報告首先從敵我力量的對比和蘊藏在中國各階層人民中的巨大潛力與積極性，論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迫切性。接著，報告分析了國民黨陣營的分化，即民族資產階級在民族危機時刻的動搖和轉變，闡明同民族資產階級在新的條件下重新建立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從而向黨和全國人民切實地提出“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大戰略任務。更為難能可貴的是，毛澤東一開始就注意到在建立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中一個必須正視的核心問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問題。毛澤東始終不認為地主買辦營壘是鐵板一塊。他首先從理論分析中得出：在半殖民地條件下，當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觸犯英美等帝國主義的利益時，中國地主買辦階級中的親英美派“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聲的輕重，同日本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爭的”。接著，毛澤東在闡述“人民共和國”的口號時進一步指出，“這個政府的成分將擴大到廣泛的范圍，不但那些隻對民族革命有興趣而對土地革命沒有興趣的人，可以參加，就是那些同歐美帝國主義有關系，不能反對歐美帝國主義，卻可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人們，隻要他們願意，也可以參加。因此，這個政府的綱領，應當是以適合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這個基本任務為原則”。（《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56頁。）此后，毛澤東一方面在全黨和全軍中廣泛地開展了統一戰線思想的教育，從思想上和組織上肅清了“左”傾關門主義的影響，號召全黨都去做統一戰線工作﹔另一方面他也不是一味地、無條件地求和。針對國民黨的軍事進攻，毛澤東指揮紅軍予以堅決打擊，打破了蔣介石消滅紅軍和用軍事力量壓迫中共同意其收編紅軍的幻想。與此同時，毛澤東既領導全黨為廣泛建立下層統一戰線而積極努力，又以很大的精力親自開展上層統一戰線工作。他多次致信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章乃器、宋慶齡、蔡元培等愛國領袖和國民黨左派，表達對他們愛國行動的敬佩和贊賞﹔他廣泛聯系地方實力派，如兩廣的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劉湘，西康的劉文輝，山西的閻錫山，綏遠的傅作義，華北的宋哲元，雲南的龍雲，以及失勢的地方實力派首領馮玉祥、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鍇，爭取他們對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的同情和支持，同時給蔣介石以外部的壓力。他還直接致信、致電給國民黨的軍政要員和蔣介石的嫡系將領邵力子、宋子文、孫科、於右任、陳立夫、覃振和胡宗南、王均、湯恩伯、陳誠、賀耀祖等，力陳抗日救國大義，並通過他們影響蔣介石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禍國政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立足於陝甘根據地，努力擴大紅軍，積極發展與東北軍張學良、西北軍楊虎城之間的統戰關系，提出紅軍、東北軍和西北軍“三位一體”，以西北的聯合抗日推動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這一重要戰略。這一戰略的成功實施，客觀上成為發生西安事變的重要前提條件。而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則成為扭轉時局的關鍵，並最終促成了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在這一過程中，由陝甘根據地擴大而成的陝甘寧根據地成為了發動新的革命高潮——全民族抗日救亡運動的策源地和出發點。
長期以來坊間流傳著兩句話：究竟是陝甘救了中央，還是中央救了陝甘？從上述情況看，沒有陝甘根據地就沒有長征的勝利﹔同樣，如果沒有黨中央的到來，陝甘根據地也難以為繼，更不會有后來的輝煌與影響力。1945年4月，在長征勝利十年之后，毛澤東在《“七大”工作方針》中這樣評價陝甘根據地：“有人說，陝北這地方不好，地瘠民貧。但是我說，沒有陝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說陝北是兩點，一個落腳點，一個出發點。”（《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頁。）他的話，一語中的。
〔作者蔣建農，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北京10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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