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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紀30年代中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路紅軍由南向北進行了大轉移。在轉移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糾正了黨內的錯誤軍事路線，形成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領導核心。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正確判斷了中國革命的發展趨勢，經過艱苦的犧牲奮斗，將為求生存被動進行的轉移，轉變為以抗日救亡為中心內容的主動進攻，並勝利地實現了革命中心的北移。而陝甘革命根據地則成為各路紅軍這次勝利轉移的最終落腳點。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扭轉時局的關鍵，並最終促成了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在這一過程中，由陝甘根據地擴大而成的陝甘寧根據地成為了發動新的革命高潮——全民族抗日救亡運動的策源地和出發點。
20世紀30年代中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路紅軍由南向北進行了大轉移。轉移的原因，起初是因為在國民黨政權及其軍隊的強力“圍剿”下，由於中共黨內“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指揮，紅軍未能擊退敵人的進攻，南方各紅色根據地喪失而被迫進行戰略轉移。但是在轉移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獨立自主地糾正了黨內的錯誤軍事路線，形成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領導核心，正確地判斷了中國革命的發展趨勢，經過艱苦的奮斗，將為求生存被動進行的轉移，轉變為以抗日救亡為中心內容的主動進攻，並勝利地實現了革命中心的北移。而陝甘革命根據地則成為各路紅軍這次勝利轉移的最終落腳點，同時也成為中國革命走向新高潮的出發點。
一
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興起以來，中國革命的中心一直是在南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護國運動、護法戰爭，以及國共合作掀起的大革命和北伐戰爭都是以南方為中心逐步展開的。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人也把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斗爭的中心擺在了中國南方。南昌起義后向廣東的進軍、海陸豐的武裝暴動和廣州起義，以及稍后的廣西百色起義，都有先建立兩廣根據地，再度北伐的意圖﹔毛澤東也認為，紅軍的組成、紅色政權首先發生和能夠長期存在的地區，必須是經過民主革命影響的，“例如湖南、廣東、湖北、江西等省”，“那些毫未經過民主的政治訓練、毫未接受過工農影響的軍隊，例如閻錫山、張作霖的軍隊，此時便決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紅軍的成分來”（《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50頁。）。當時先后建立的大大小小十幾塊革命根據地，除陝甘和陝北之外，基本上都分布於中國的南方省份。這種情況在20世紀30年代開始發生轉變，中國革命的中心逐步由南方向北方轉移。這表現在：
其一，自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以來，北方長期是中國封建專制統治的中心。但是，清末以來，繼清朝封建統治的覆亡，袁世凱死后北洋軍閥集團的分裂及其隨后在國民革命軍發動的北伐和二次北伐中的土崩瓦解，在中國北方，不僅舊的反動統治勢力已經被摧毀，而且繼之而起的新軍閥馮玉祥、閻錫山、張學良等勢力，也在新軍閥混戰和日本侵佔我東三省的過程中遭到沉重打擊。北方反動統治力量大為削弱。
其二，大革命后期通過發動反革命政變在南京建立起的蔣介石政權，由於得到江浙等富庶地區地主買辦階級以及英美等帝國主義的支持，1928年12月，隨著東北易幟而完成了形式上的全國統一。接著，南京政權在與各路軍閥混戰中，一一勝出。特別是在中原大戰中戰勝了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地方實力派，以及消除汪精衛等國民黨內各反蔣政治派系的聯合挑戰后，其統治力得到空前的鞏固和膨脹。雖然此后直至蔣介石政權最后在大陸覆滅，各地方實力派與蔣介石集團的矛盾甚至是武裝磨擦一直沒有停止過，但都已不足以對蔣介石的統治構成實質性的威脅。
其三，在大規模的軍閥混戰平息以后，蔣介石一方面在其統治的中心區發動更為嚴酷的白色恐怖，使長期在上海領導全國革命的中共中央無法立足，不得不遷往中央蘇區。與此同時，他還糾集武裝力量對分布在南方各省的各路紅軍和各紅色根據地進行了瘋狂的反扑。在強敵的進攻下，再加上“左”傾錯誤方針的指導，各紅色根據地最終難以支撐，被迫進行戰略大轉移。這樣，中國南方的革命運動陷入低潮。
其四，“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帝國主義對我東北、熱河的武裝侵佔和對華北地區的侵略滲透，使中華民族面臨亡國的危機。東北抗日救亡運動的風起雲涌，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的出現和綏遠抗戰的爆發，以及北平“一二•九”抗日救國運動的醞釀，表明以抗日救亡為主題的新的革命高潮正在中國的北方日益高漲。
而位於北方的陝甘革命根據地（包括陝北），碩果僅存，歷史性地成為黨中央與各路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和新的革命高潮的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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