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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恩來成為黨的實際領導人，后來又是李立三、瞿秋白
1929年11月，周恩來從莫斯科回到上海，因周的威望、資歷和能力都超過李，故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由周制定新的中央工作計劃，於是，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書長、中央組織部長的周恩來就成了中央工作的主持者。1930年3月，周恩來被要求到莫斯科匯報工作，中共中央領導權又落到了李立三手中。李立三本來個性好沖動，外號“坦克”，而此時中國正發生馮、閻、桂與蔣之間的中原大戰，導致民不聊生、民怨載道，這為中共的發展提供了大好時機，李立三錯誤地認為革命時機已經在全國范圍形成，制定了以奪取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中心城市的武漢起義和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李不顧共產國際的反對並不等共產國際的批准擅自公布這一計劃，甚至向共產國際與蘇聯提出要斯大林放棄五年計劃去准備戰爭，以配合中國革命，這些因素加上李的盲動，導致黨和紅軍力量受到重大損失，斯大林對此大怒。
1930年8月，周恩來、瞿秋白回國，由瞿秋白主持召開了六屆三中全會，對李立三的“左”傾錯誤進行了批判，撤消了李立三政治局常委和宣傳部長、秘書長職務。在共產國際和蘇聯的意志下，對李立三的打擊不斷升級到反“立三路線”。1930年9月—1931年1月， 實際主持工作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李立三於1930年12月赴莫斯科接受批判，受到殘酷斗爭和無情打擊，直到1945年回國。
三、王明在六屆四中全會開始掌握中央實權，赴蘇聯后又把權力交給支持其“左”傾路線的博古（秦邦憲）
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召開，王明（陳紹禹）增選為政治局委員，雖未入常委，但因得到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米夫的支持，開始掌握中共中央的實權。會后不久，又補為政治局常委。由於六屆三中全會上瞿秋白“沒有認出立三路線和國際路線的根本不同”，對“立三路線”的批判不夠徹底，在米夫操縱下，黨在上海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不僅開除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員，瞿秋白也被解除中央領導職務。
1931年6月，向忠發被捕后遭處決，王明代理總書記，成立以他為首的中央政治局。同年9月，他去蘇聯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以后，王明同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指定博古為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書記和總負責人，他積極執行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政策，時間長達兩年多，給黨和革命事業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失。 1934年1月黨的六屆五中全會上，博古被選為“負總責”（習慣上仍稱總書記），與李德推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御中的保守主義，致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被迫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開始長征。在1935年1月遵義會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后不久，博古被撤消中央“負總責”職務。會后博古感到大家對他很有意見，情緒低落，無心工作。2月，周恩來出面說服博古把總書記讓出來，由張聞天（洛甫）接替他作為黨的“負總責”，博古仍為書記處書記（相當於政治局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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