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生”毛澤東：臨終前最后閱讀的是哪本書?

毛澤東讀書，一方面“我注六經”，一方面“六經注我”，常有妙論。他認為《金瓶梅》反映了宋代的經濟情況，“是《紅樓夢》的老祖宗”。他用《水滸》現身說法要克服“山頭主義”。他還把孫悟空大鬧天宮與整風中反官僚主義聯系起來，並為商紂王、秦始皇、曹操等人翻案。毛澤東認為紂王統治時期的商朝是當時最富強、文化程度最高的奴隸制國家，但他寵愛妲妃、剖心比干，由此得了“大暴君”的惡名。實際上，紂王能文能武，曾親率大軍東征夷人，保衛了商朝在東南方的安全，並逐步使中原文化發展到東南，為歷史演進作出了貢獻。毛澤東有一次與林彪談話時，特意引用了《論語·卷十九》中子貢的一句話：“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意即紂的不好之處，並不像人們所說的這麼厲害。秦始皇掃六合、並天下、書同文、車同軌、開郡縣，堪稱千古一帝。至於“亂世奸雄”曹操，毛澤東認為他雄才大略，“結束漢末豪族混戰的局面，恢復了黃河兩岸的廣大平原，為后來西晉的統一鋪平了道路”。

毛澤東歷來反對死讀書，反對“本本主義”，“讀書，鑽不出來的是蛹，鑽出來的是蝶”。他之所以出口成章、著作等身，這與讀書成癖、活學活用的習慣不無關系，正所謂“書痴者文必工”。在毛澤東的文章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論斷源自《尚書·盤庚上》：“若火之燎於原，不可向邇”。《新民主主義論》中“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語出自韓愈《原道》。形容國際形勢大勢，毛澤東借用《紅樓夢》之語：“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為了闡述生死大義，毛澤東由司馬遷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引申道：“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他還用“阿Q”來嘲諷對手：“蔣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佔領了延安，他就以為自己勝利了。但實際上隻要他一佔領延安，他就輸掉了一切。”

全黨學習 疑義相析

除自己以身作則、勤學苦讀外，毛澤東多次號召全黨要加強學習，提升能力。在《文化課本》序言中，毛澤東要求“革命干部必須能看能寫，又有豐富的社會常識與自然常識”，這樣“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論也才有學好的希望”。在毛澤東看來，“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在延安，他提議抗大（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來一個讀書比賽，看誰讀的書多，掌握的知識多”。他還同意設置流動圖書館，定期交換圖書、交流讀書經驗。

部署學習馬列主義著作是毛澤東推動全黨讀書活動的一項重要舉措。新中國成立前夕，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審定了“干部必讀”的12本書，其中包括《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國家與革命》《列寧斯大林論中國》等。后來，毛澤東又決定擴大閱讀規模，提出學習30本馬列著作的意見。他認為原來的書目中，哲學書開得太少了，至少應包括普列漢諾夫的論著。

毛澤東有時領銜編圖書給大家閱讀。《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被稱為“合作化運動百科全書”，主編正是毛澤東。全書搜集各地材料170多篇，共計90余萬字。毛澤東親自為其中百余篇材料寫了按語，並為該書寫過兩篇序言。

光讀書不行，還得相互交流、討論。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組織過學習哲學小組，參加者有艾思奇、何思敬等人。他們在毛澤東居住的窯洞裡探討辯証法唯物論，並討論工作和生活中的哲學問題。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澤東又組織了一個讀書小組，研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成員包括田家英、胡繩、鄧力群等。每天下午，讀書小組成員一起邊讀邊議10頁左右內容，除星期天外，從未間斷，直至讀完此書。讀書活動結束后，毛澤東在讀書期間的談話被整理為筆記，供大家學習。

除了“有字之書”，毛澤東還重視要多讀社會這本“無字之書”。他曾在《講堂錄》中寫道：“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欲從天下萬事萬物而學之，則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對於司馬遷、酈道元“讀萬卷書，行萬裡路”的治學之道，毛澤東非常欣賞。為了踐行“開門求學”的理念，毛澤東早年先后與蕭子升、蔡和森等同窗好友游歷了長沙、寧鄉、沅江等市縣，深入基層了解民情風俗。在安化，他們拜訪了飽學的夏默庵。為試探來者學識功底，夏先生特意出對“綠楊枝上鳥聲聲，春到也，春去也”，毛澤東當即手書“清水池中蛙句句，為公乎，為私乎”，留下一段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