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要學，向蘇聯顧問學習”，是“四條學習要求之首”
20世紀50年代，軍隊在學習蘇聯經驗問題上，存在著一個爭端，就是學不學和怎樣學的問題。“1956年以前，‘學不學’的問題比較突出，主要是軍隊干部同蘇聯顧問的爭端﹔1956年以后，‘怎樣學’的問題比較突出，主要是軍事訓練部門、軍隊院校中的爭端。”對於上述問題，彭德懷都不遺余力地解決，尤其是對於“‘學不學’的問題”———“主要是軍隊干部同蘇聯顧問的爭端”———解決得非常好。
彭德懷到軍委工作之時，正值全軍學習蘇軍經驗活動普遍展開之際。當時，由於許多干部認識比較模糊，對蘇軍的某些經驗不願學習，有人成段成段引用毛澤東軍事名著《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的話作為不願學的論據：“又有一種人的意見也是不對的，我們也早已批駁了這種意見了﹔他們說：隻要研究俄國革命戰爭的經驗就得了，具體地說，隻要照著蘇聯內戰的指導規律和蘇聯軍事機關頒布的軍事條令去做就得了。他們不知道：蘇聯的規律和條令，包含著蘇聯內戰和蘇聯紅軍的特殊性，如果我們一模一樣地抄了來用，不允許任何的變更，也同樣是削足適履，要打敗仗。……”
為了統一全軍學習蘇軍經驗的認識，彭德懷曾經在兩次全軍性會議上進行專題闡述，動員大家認真學習蘇軍的經驗。
一次是在1952年12月，當時正召開全軍各大區參謀長和政治部主任聯席會議。會上，他在《學習蘇聯先進經驗，建設現代化的國防軍》的總結報告中闡述了學習蘇軍的意義，提出了今后學習蘇軍應注意的問題，讀到下面這段話時，他特意提高了音調：“永遠不要驕傲自滿，一定要將蘇聯的一切先進經驗都學到手，改變我軍的落后狀態，建設我軍為世界上第二支最優良的現代化的軍隊，以利於在將來有把握地戰勝帝國主義軍隊的侵略。”講話中，他還對學習蘇軍經驗中的種種錯誤認識，進行了分析和批判。
另一次是在1954年1月，當時正召開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干部會議。在會議總結中，他進一步講解學習蘇聯軍事科學的重要性，並明確提出“四條學習要求”，第一條是“一、就是要學，向蘇聯顧問學習”。把“就是要學，向蘇聯顧問學習”擺在“四條學習要求之首”，充分反映了他對蘇聯顧問的態度。
總的來說，在1955年以前，彭德懷所側重的主要方面，是動員大家積極學習，批判那些不願學習的思想。
在“就是要學，向蘇聯顧問學習”方面，彭德懷是身體力行的。一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彭德懷就高屋建瓴地指出：“我們的編制還沒有完全合理的確定下來，軍委各部門、各特種兵、各大軍區的機構編制，還沒有根據現在的情況搞出來，我們各機關部門，大部分是臨時感到需要，就臨時增加。因此有的事情還無人管，有的事情兩個部門都管。”為解決軍委和大軍區兩級機關的編制、職責，他認真聽取了蘇聯顧問的意見。從1953年3月25日至4月20日，彭德懷請蘇聯顧問作了8次報告。每次他都同各單位領導人去聽課。然后，在顧問的幫助下，制定出各級機關的編制和職責，上報中央。
1954年12月初，彭德懷、劉伯承應邀赴蘇聯參觀蘇軍“在使用原子彈條件下軍事進攻戰斗的實兵演習”。在整個演習過程中，他們看得十分仔細、認真，對一些有疑問的地方還向蘇聯顧問詢問。這次參觀學習，對他們觸動很大。
在彭德懷的影響、帶動下，全軍都充分重視發揮蘇聯顧問的作用。
不過,在落實中央軍委和彭德懷關於學習蘇軍經驗的過程中, 也有人提出過過火的口號。比如，訓練總監部副部長、軍事學院和學校部部長張宗遜上將，他提出了“不走樣地學”、“不願學蘇聯的滾開”等口號。
“我們不回避原則性的爭端，他們（蘇聯顧問）不了解的情況，一定要說通”
彭德懷對“洋顧問”雖然是既顧又問，但心中有數，不是言聽計從。德國人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在中央蘇區瞎指揮，他始終記憶猶新：1933年9月，李德受共產國際派遣來到中國，任中國共產黨軍事顧問，在博古的支持下直接指揮第五次反“圍剿”，結果“崽賣爺田心不痛”（彭德懷痛斥李德的話），斷送了整個中央蘇區。
因此，在強調“認真學習蘇聯”的同時，他也經常囑咐大家，在運用蘇軍經驗解決我軍實際問題當中，不要機械搬運，特別不允許“上綱上線”：我們不回避原則性的爭端，他們（蘇聯顧問）不了解的情況，一定要說通﹔他們從願望出發對我們不滿的意見，要解釋通。……在政治上，誰不擁護蘇聯，那是錯誤的。在戰術、諸兵種合成戰斗戰術方面，都要百分之百的學習。但有些問題是可以爭論的。這樣的爭論，不是反蘇。
這個時期，在他經手處理的事務中，有許多沒有採納蘇聯顧問意見。遇到有些事情盲目聽從顧問建議的，他更是嚴厲予以批評。
1952年10月15日，他主持第一次軍委例會，把部隊訓練時間的分配確定為：軍事訓練佔60%，政治教育佔20%，文化教育佔20％。事后，蘇聯顧問提意見說：文化教育時間佔的太多，沒有必要。彭德懷接見提意見的顧問，耐心解釋說：“舊中國文化教育落后，文盲多，戰士入伍以后才能學文化，學了文化才能掌握軍事技術，將來復員回家也便於參加社會主義建設。蘇聯和一些發達的國家，征來的新兵不僅多數人有文化，有的還會開汽車、拖拉機。中國現在則相反，是軍隊把戰士培訓成司機或坦克手，然后復員到地方上才能開汽車和拖拉機。這是中國的實際。”結果，文化教育佔用時間最終超過了20％！彭德懷的態度，也影響了軍委各總部。同年11月1日，在由總參各部領導人及各特種兵領導人參加的聯席會議上，代總參謀長聶榮臻提出：各部門要經常與蘇聯顧問開座談會，征詢他們的意見，以改進工作：同時，他又告誡有關部門的領導人，既不能不聽顧問們的意見，又不要完全依賴於蘇聯顧問。
1953年初，在軍委例會上討論國防工程建筑，業務部門依據蘇聯顧問的意見，為了國防保密，要求把內伶仃島上的居民全部遷走。彭德懷一聽，火了，當即批評說：“遷移居民一定要慎重，要積極動員。島上的（居民），有証明的留下，重大嫌疑的遷走，但這是極少數。內伶仃的居民全部遷走，要不得，這是單純軍事觀點。”
1953年9月4日，彭德懷召集了第三次擴大的軍委例會，向大家提出准備採取的精簡方針，讓大家展開討論。這時，朝鮮戰爭已經停了下來，全國經濟建設已經全面鋪開，軍隊建設自然也需要全面展開。因此，當時在各軍種、兵種工作的蘇聯顧問，都有擴大本軍種、兵種的強烈情緒：炮兵顧問說，“炮兵是戰爭之神”﹔裝甲兵顧問說，“裝甲兵是戰場上的主要突擊力量”﹔工程兵顧問說，“工兵是戰場上的開路先鋒”﹔海軍、空軍的顧問更加強調，“海、空軍決勝”……這些意見，通過與會代表發言反映到會議上來，無形中增加了彭德懷的工作難度。一問發言者何出此言，紛紛曰：蘇聯顧問意見！彭德懷陷入深思：現在是顧問專政了？
抗美援朝開始以后，為加強沿海防務，我國從蘇聯進口了幾十個連的火炮，並按蘇聯顧問的設計構筑了一批海岸炮陣地。彭德懷每次看到都要發脾氣，結果是從山東一直批評到海南島，還把具體情況報告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所有這些陣地都出於一個公式，戰術缺點很多而且嚴重：陣地完全是露天的，對空毫無遮蔽﹔火炮位置放在最前沿，胸牆很薄（30-50厘米水泥，僅能防彈片）﹔炮和炮之間距離很近（每門炮相隔40米，中間安放彈藥庫），而且等距離排列在一條直線上，隻要有一枚凝固汽油彈或重磅炸彈落入陣地，全連火炮和彈藥都有被毀的危險。到了戰時，在敵人飛機轟炸和艦炮射擊的情況下，不待發揮作用就可能被敵火力摧毀。”一句話，這些海岸炮陣地的設計，在蘇聯有強大空軍掩護，有大、中型口徑火炮的海岸防御火力配系，或許是適用的，但照搬過來，就是完全脫離中國實際的戰術思想。由於彭德懷的堅持，蘇聯顧問的意見被否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