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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發展，把蘇聯軍事科學與自己的經驗結合起來”，“防止機械搬運”
1950年11月，周恩來會見籌建陸軍大學的劉伯承等人，告訴他們：為了辦好陸大，毛主席已經聘請了一批蘇聯顧問來幫助工作。
一提到顧問問題，劉伯承很自然地想起當年與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的交往。李德那種獨斷專行、飛揚跋扈的霸道作風，曾給中國革命造成巨大損失，也在他的心中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傷痕。
以往的教訓，記憶猶新。他向周恩來建議：“總理，我考慮了很長時間，叫顧問不如叫專家好。顧問，顧問，就是要‘顧’我們的‘問’。叫專家就超脫了。你當你的專家，我們干我們的工作。我請你，你就講﹔我不請你，你就不要‘顧問’我嘛！”
事實証明，劉伯承的顧慮不無道理。
由於蘇聯顧問事事“顧問”，彭德懷也有受到影響的時候，比如對於軍隊是否學習蘇軍實行“一長制”的問題，就是一例。所謂“一長制”，就是按蘇軍的做法，取消政治委員，實行單一首長制。1953年上半年，由於蘇聯顧問的反復提議，彭德懷曾一度設想和准備在軍隊中實行“一長制”。在一次軍委例會上，他提出軍隊團以上的政治部（處）可以不設政治部（處）主任一職，其職務由該級政治委員兼任，以便抽出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培養為軍事指揮員。並且將這個建議作為軍委決定通知全軍實施。同年4月中旬，軍委審查《內務條令》修改稿時，彭德懷把有關營教導員和連指導員的職責全部刪去，也表現出他准備首先在營、連兩級試行“一長制”的想法。5月，正式頒發的以蘇軍條令為藍本的《內務條令》中規定，“隻有營長、連長是營、連的首長，不承認政治教導員、政治指導員是首長。在坦克連隊中，坦克裡沒有連指導員的位置。”（見《羅榮桓傳》）還有人主張把政治委員改為副職，或各級政治委員都兼任政治部（處）主任，隻管具體業務工作。”到5月間，彭德懷在同蘇聯總顧問的一次談話中，更直截了當地說：“准備10年之后實行‘一長制’。”
這時，“我軍政治工作名宿”羅榮桓向彭德懷當面陳詞，深深觸動了他。1953年夏，羅榮桓在北戴河療養。彭德懷來看望羅榮桓，羅榮桓向彭德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說：“現在有些同志認為政治工作制度過時了，政治委員作用不大了，要學習蘇聯，搞一長制。如果那樣做，從井岡山時期就搞起來的政治工作傳統不就丟掉了嗎？”
彭德懷認真傾聽了羅榮桓的肺腑之言，思慮再三。最后，彭德懷終於改變了原來准備實行“一長制”的主張。在同年10月准備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干部會議報告時，在報告中曾列為專題詳細闡述的“一長制”，被軍隊必須實行“黨委集體（統一）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取代。以后的幾年中，他對“一長制”的思想作過不止一次的批判。
另外，從1954年起，根據蘇聯顧問的建議，中央軍委和大軍區實行了盛況空前的八總部體制（總參謀部、訓練總監部、總政治部、總干部部、總后勤部、總財務部、總監察部、總軍械部）。這對軍隊正規化建設起了積極作用，但也出現了機構龐大，分工過細，工作效率不高等缺點。通過總結經驗，從1957年起到1958年又恢復為三總部（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后勤部）體制，並一直延續下來。
正因為“傾聽”蘇聯顧問意見“中招”，彭德懷在1954年的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干部會議上，在提出“一、就是要學，向蘇聯顧問學習”的同時，又提出三條：“二、要親自去摸，到實踐中去下一番苦功夫﹔三、要發展，把蘇聯軍事科學與自己的經驗結合起來，使其條理化，變成自己的東西，提高干部軍事理論水平﹔四、要克服驕傲自滿、墨守成規和防止機械搬運。”一句話，學習蘇聯不能“機械搬運”。可以說，這是他的切身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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