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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同道合忘年交
汪道涵比江澤民的養父江上青小4歲，自到皖東北工作后，汪道涵常聽人說起江上青，對江上青的宣傳鼓動和組織工作能力深為欽服。抗日戰爭爆發后，江上青被派往安徽做統戰工作，打入國民黨安徽省第六行政區任督察專員、公署秘書兼第五戰區第五游擊區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在黨內則是“皖東北特派員”，是皖東北抗日根據地創始人之一。根據江上青的要求，由上海地下黨派的一批城市地下黨員，被充實在第六行政區所屬的縣裡任黨政職務，其中就有汪道涵，被委任為中共嘉山縣委書記。江上青又說服盛子瑾，給了汪道涵一紙縣長委任狀……
聽到江上青1939年戰死的消息后，汪道涵曾難過地為其修建烈士墓。出於對故去上級江上青的情誼和感懷，從1950年代起，汪道涵即時常到江家看望烈士遺孀，而與其父的故情交往是汪道涵與江澤民的交情由淺至深的第一因素。
1949年，江澤民由地下工作者轉入地上，不再需要隱藏他的共產黨員身份。由於他保衛工廠的努力，江澤民被任命為工廠的黨代表，負責抓生產。與此同時，他還擔任副工程師、工務科科長兼動力車間主任。
在被接管之后，工廠成為益民公司的一部分，並改名為上海益民食品一廠。整個公司都隸屬於華東工業部。
1949年9月的一天，時任華東工業部部長汪道涵來工廠視察。在視察中，他發現了一個很有潛力的年輕人。后來回憶起他們初次見面的情景，汪道涵說：“江澤民充滿了活力，他是黨員，而且給人一種值得信賴的感覺。我覺得他前途無量。”“共產黨人剛從國民黨手中奪取了上海，這時離人民共和國建立還有一個月，我在上海軍管會中負責重工業。益民是我們轄下的一家公司，江澤民就在益民所屬的一家食品廠工作。當我遇到江澤民的時候，他才23歲。”“江澤民在益民的總經理辦公室等我，在我聽了簡單的匯報后，江澤民代表工廠向我報告了他們新的商業策略，包括一份有關獲取原材料和商品銷售新思路的詳細報告。上海一家大的奶牛場是益民的供應商，由於供貨穩定，生產能力充足，所以搞好工廠的關鍵在於銷售———也就是要為益民的冰激凌、冰棍和餅干找到顧客。江澤民組織了許多銷售小組，並把重點放在食品店和雜貨店。”匯報結束后，江澤民和其他幾名經理陪同汪道涵來到廠房內參觀了益民的生產線，在當時的上海這可是最先進的。汪道涵還回憶說：“江澤民干勁十足、精力充沛，是一個工作勤奮的專家。”
汪道涵和江澤民的相識相知也逐漸發展為一種終身不渝的友誼，並改變了兩人的生活。
“文革”歲月中，這對忘年之交度過了一段艱難的日子。在汪道涵被整得家人離散時，江澤民的妻子王冶坪在上海冒險收留了汪道涵的女兒。直到1970年代中期，汪道涵才恢復了平常生活，江澤民經常去看謫居的汪道涵，這在當時仍然是一件冒風險的事情。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后，江澤民和他的母親甚至一度搬入汪道涵家居住了一段時間。
在這段時間裡，汪道涵處境一度十分窘迫，這位“文革”前的副部級干部，家裡同北京的普通居民一樣，微薄的物質生活用品全部都是憑票供應，食油每人每月四兩、糖每人每月半斤，肉票每人每月一斤。當時被派駐羅馬尼亞的專家組組長江澤民，回國后的第一件事情，便是登門拜訪汪道涵，送上從羅馬尼亞帶回的奶粉和糖果。
“文革”結束后，汪道涵重返政治舞台。國家進出口委員會和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1979年10月在京成立，汪道涵被任命為常務副主任和黨組副書記，級別為正部級。這一年，汪向兼任國家進出口委員會主任的副總理谷牧舉薦江澤民為該委員會副主任。1982年汪道涵與谷牧一道，推薦江澤民擔任電子工業部副部長，一年后升任部長。
1980年9月，65歲的汪道涵被中央任命為上海市代理市長，與夫人孫維聰回到了闊別近30年的上海。翌年4月，由上海市人大選舉正式當選市長。其時汪道涵已過耳順之年，但仍勉力為上海的現代化打下基礎，並慧眼獨具提拔江澤民、朱镕基等優秀人才。
1985年汪道涵的上海市長任期即將屆滿，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裡向汪道涵征求人選，汪道涵推薦了江澤民。汪道涵對江澤民說，當上海市長就是“當總務科的總管”，江澤民回答：“當1200萬人民的總管，我感到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汪道涵與江澤民一生亦師亦友，特別是在江澤民政治生涯的幾個關鍵時刻，汪道涵或力薦之或力挺之，殊為重要。1989年6月，江澤民被推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登門拜訪，征求汪道涵的意見。汪道涵沒有多說什麼，而是以林則徐的一副對聯來勉勵江澤民：“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江澤民自此開始了14年的治國生涯。
江澤民和汪道涵的友情並不只是革命情緣，他們有著很多個共同話語，他們同為安徽人，又先后為交通大學學生，汪道涵讀的是機械專業，江澤民讀的是電機專業，兩人又都是學生運動中的佼佼者，又都是學生時代就參加了中共地下黨，再有兩人又都好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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