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審判張春橋：表情陰森 一言不發

我接著再次向法庭宣讀馬天水1977年7月27日的証詞：“1976年6月27日，民兵指揮部送來一份發槍的報告，7月3日我就批復同意發下去……到8月10日我要民兵指揮部匯報時，他們提出發槍的報告還未批下去，我才知道（這事）被辦公室壓下來（了），當時我把辦公室的有關同志找來大批了一頓，立刻批了‘立即發’3個字。我為什麼這樣急於發槍，當時正是毛主席病重時期……擔心發生內戰，要趕快加強民兵這支力量……同時這和8月10日以前，我和徐（景賢）王（秀珍）和丁盛的談話也有關系。談話中丁盛也談了打內戰的問題，讓我們做好准備。……徐景賢1976年9月21日去北京向張春橋匯報了我們和丁盛談話的情況，徐回來后，向我和王秀珍作了傳達。”

我念完后，王戰平接著問：“被告人，馬天水、王秀珍的証詞你聽清楚了嗎？”

張春橋仍不語。

面對著張春橋如此態度，審判員王戰平代表法庭對其進行了嚴厲的警告：“張春橋，我告訴你，我們法庭是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辦事的，我們重証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的，你講話我們可以定罪，你不講話我們也可以定罪，因為我們是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的，我們對你的案子不僅有大量的書証，還有人証。現在傳徐景賢到庭。”

徐景賢被帶到了証人席上。

王戰平對徐景賢說：“現在，你就1976年9月21日在北京向張春橋匯報丁盛到上海密談，上海突擊發槍的問題和張春橋對你的所謂指示，以及你們是怎樣策動上海武裝叛亂的情況，如實地向法庭講清楚。”

在威嚴的法庭面前，徐景賢這時完全顧不了自己昔日的主子了，他連看也不看張春橋一眼，說：“我在上海擔任原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976年9月21日，我借著從上海到北京參加衛生部召開的一個會議的機會，特意去看了張春橋。我當面向他匯報了幾個問題，其中的一個問題就是1976年8月份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到上海，找馬天水、我和王秀珍密談的情況，我對張春橋說，丁盛講六十軍靠不住，這個軍的領導全是許世友的人，他指揮不動，現在這個軍的位置正好在南京、無錫、蘇州一線，對上海威脅很大，丁盛叫我們有所准備。我還向張春橋匯報說，馬天水已經向上海民兵增發了槍支。在我匯報這些情況的時候，張春橋聽得很仔細，談話結束的時候，張春橋叮囑我說，你們要謹慎小心，要注意階級斗爭的動向。我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就把向張春橋匯報的情況及張春橋的指示向馬天水和王秀珍作了傳達。后來我又告訴了朱永嘉等人。”

在聽完了徐景賢關於根據張春橋事先的有關指示，進行反革命武裝叛亂准備的証言之后，公訴人馬純一向法庭提出：“請法庭出示証人所講的兩個秘密指揮點的照片。”

法庭當庭投影了徐景賢、王秀珍等人指揮武裝叛亂的兩個秘密指揮點的照片，介紹兩個指揮點的情況。

整個大廳裡的人都從緊張的審判中抬起頭來，看著前面那塊巨大的投影。

我看見徐景賢這時也慢慢地抬起頭來，看著自己昔日的這兩點“杰作”。

唯有張春橋，仍然有氣無力地坐在那裡，不願抬頭接受這個事實。

根據投影，我說：“1976年10月8日晚，徐景賢、王秀珍等組織了上海民兵武裝叛亂的兩套指揮班子：徐景賢率王少庸、張宜愛、李仁齋、朱永嘉進一號指揮點，負責抓總的武裝叛亂和輿論准備。王秀珍、馮國柱、李彬山、楊新亞、廖祖康進二號指揮點，直接指揮武裝叛亂。張敬標在康平路辦公室留守和聯絡。這是一號指揮點——丁香花園。這是二號指揮點——東湖招待所。”

王戰平問徐景賢：“是照片上的這兩個指揮點嗎？”

徐景賢說：“對。我們在策劃會議上確定了指揮點以及分工以后，我就當即執筆開列了一份進入兩個指揮點的人員名單。一號指揮點名單有：我，王少庸，警備區副司令張宜愛、張敬標、朱永嘉，警備區師長李仁齋等人。二號指揮點的人員名單有：王秀珍，馮國柱，警備區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楊新亞，廖祖康，康寧一等人。我在會上宣讀了這份名單，大家一致表示同意。在這兩個指揮點的人員分手以前，我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兵數字和情況，親筆寫下了第一個反革命手令。”

我當眾出示了徐景賢的這個手令，並宣讀：“請民兵指揮部加強戰備，3500人集中，3.1萬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請民兵指揮部立即派人加強電台、報社的保衛。”

宣讀結束，王戰平問：“証人，這個手令是你寫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