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審判張春橋：表情陰森 一言不發

徐景賢在鐵証面前低頭認罪：“對，是我親筆寫的。寫好以后，在分手以前，我把這個手令當面交給了王秀珍，並說定，一切聽徐（景賢）、王（秀珍）指揮。二號點的人走后，我們聽了半夜零點中央電台廣播的黨中央的兩項英明決定，決定中第一次明確講到了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在去一號指揮點的路上，我在汽車裡惡毒地攻擊了華國鋒同志，我罪該萬死。當時我估計，中央很可能就近調六十軍來抓我們，那樣我們就抵抗到底。丁盛叫我們要有所准備，我們也的確早就做了准備。馬天水最后一次給民兵增發武器的文件我是圈閱過的。光這一次就發半自動步槍3.5萬支，另外還有各種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夠打上一仗的了。當晚，我到了一號指揮點丁香花園以后，休息了一會兒，廖祖康就從二號指揮點打來紅色保密電話，並指名要我親自接電話。他說，王秀珍他們商量，有一個意見就是要把部隊守衛電台的連交給劉象賢指揮。劉象賢原來是上海警備區的，當時調到人民廣播電台擔任黨委書記。廖祖康又說，原來守衛康平路市委的那個連交給市委辦公室指揮。你如果同意的話，請你告訴李師長一下。我答應了，而且挂上電話以后，我又親筆寫下了第二個反革命手令。”

接著，法庭又投影了徐景賢於1976年10月9日凌晨親筆寫下的手令。

我當庭宣讀徐景賢的這份手令：“電台由李仁齋同志告電台的連，注意警衛，聽從劉象賢同志的指揮，三連由李仁齋同志告訴一下，要聽從市委的指揮。”

王戰平：“証人，這個手令是你寫的嗎？”

徐景賢：“這是我親筆寫的。”

王戰平：“徐景賢，你繼續講。”

徐景賢看著被告席上的張春橋說：“寫好以后，我讓秘書叫醒了正在睡覺的李仁齋，由我當面把這個手令交給了他，然后我聽到他去打電話，進行了布置。到了這個時候，我們所策劃的反革命武裝叛亂已經是箭在弦上了，隻要一聲令下，上海就會陷入到一片血海之中。張春橋過去多次引用過《紅樓夢》當中的一句話，就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挂’，用來對我們進行反革命的氣節教育。當我在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的時候，我確實是准備殺頭了。1976年10月9日，中央通知我和王秀珍到北京開會，及時地挽救了我的政治生命。”

這時，我看看張春橋，他面部仍然毫無表情，對於這些同黨所說的事實，一派無動於衷的樣子。他坐在被告席上，仍然耷拉著腦袋，不說一句話。他企圖用沉默進行頑抗。

徐景賢接著說：“這裡需要有一點說明。就是9日上午，我們給馬天水打通了電話，馬對我們撒了謊。下午我們就開常委會和組、辦擴大會議，擁護中共中央的兩項英明決定……晚上在康平路學習，我和王秀珍商量，要立即撤銷民兵的戰備集中和待命的決定，馬上恢復正常。我說：‘不然要引起誤會。’王秀珍當即向民兵指揮部施尚英打了電話，告訴他：‘撤銷5位數（即31000人），保留4位數（即2500人），恢復正常。’王秀珍再次問施尚英：‘你懂了嗎？’施尚英：‘懂了。’接著，王秀珍在學習室找廖祖康談話，要他立即撤銷設在東湖招待所的另一個指揮點。廖表面答應了，當時在座的有馮國柱、張敬標等人，后來了解到，他們那個據點根本沒有撤銷，由黃濤、廖祖康直接操縱和指揮，把葉昌明、陳阿大、黃金海、馬振龍、施尚英等人弄在一起，等於又另設了一個市委，這個秘密據點一直設到10月13日我們從北京回來以后。這個據點后來又和朱永嘉、肖木、王知常結合起來，一直發展到12日晚上的大吵大鬧，提出反革命口號，布置反革命武裝暴亂。他們的這些罪惡活動我雖然沒有繼續參加，但這也是我們在8日陰謀策劃反革命武裝暴亂的繼續和發展，我是這次反革命武裝叛亂的具體組織者和指揮者。這次反革命叛亂的發生不是偶然的，是他張春橋精心策劃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一場叛亂是‘四人幫’和我們這些人在上海苦心經營了十年之久的必然結果，罪魁禍首就是這個張春橋。在毛主席逝世后，張春橋加速從北京向上海發出反革命指令，直接地策動導致了這一場武裝叛亂的發生。”

王戰平：“被告人張春橋，証人徐景賢的証詞你聽清楚了嗎？”

被這些昔日在自己面前言聽計從的死黨罵成“罪魁禍首”，張春橋的心中自然是不舒服，但是他的臉上並沒有表現出任何怒氣和不滿。他看也不看這些揭發他的昔日余黨，對於他們談到的問題，從不表示一點態度。對於法官提出的問題，他也是不予回答。

我作為一名此案的主審法官坐在審判台上，對於張春橋採取如此不合作的方式感到十分氣憤。這正表明他反革命的罪惡之心不死，表明他對抗人民、對抗正義、對抗真理、對抗歷史潮流的罪惡靈魂，他還想以此方式對人民的正義審判作最后一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