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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決反共，為蔣介石出謀劃策
1925年11月，國民黨內的林森、鄒魯等人在北京西山召開會議（即“西山會議”），反對孫中山的三大政策。11月中旬，戴季陶同邵元沖、沈玄廬等人到北京准備出席會議。當會議開場前夕，有些人以戴、沈曾與中共發生過密切關系為由，將他們綁架並痛打一頓，責令不准與會。他被迫於20日離開北京，返回上海。
1926年1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對西山會議派的重要分子，給予開除黨籍的處分。在這次會議上，蔣介石當選為中央委員，並作了軍事報告。同時，蔣介石等人大力庇護戴季陶，使他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
1927年2月14日，戴季陶按照蔣的旨意，以國民黨中央“特派員”的名義出訪日本。在一個半月內，他先后在大阪、神戶、長崎等地發表演講64次。在公開場合他以外交官身份，侃侃而談，講了一些維護民族利益的話。實際上，他此行主要是與日本外務次官、亞洲司長會談，向日本政府進一步闡明蔣介石對當時時局所持的立場和即將推行的政策，謀求日本當局對蔣“諒解”和“合作”，“結果甚為美滿”。他從實地考察和研究中也看到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某些本質，回國后著手撰寫《日本論》一書。他在書中指出，日本的對華政策並不希望中國統一於革命，它將採取從遼東半島、山東半島而面對中國大陸進攻，從台灣窺視華中、華南到東南亞的“蠍形政策”。這些見解是符合歷史實際的，也是有見地的。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搞清黨活動，就是戴季陶那一套反共理論的應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他應蔣的電召趕赴南京，發表了《告國民黨的同志並告全國國民》一文，極力吹捧蔣介石的行為。在清黨之后，他又編成了一本名為《青年之路》的書，他在該書中稱：“反共運動，決不是守舊的反動，是求生努力，不是虛偽的行為，是很真實的社會力的表現，是對於縱欲敗度青年的懲罰。”
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后，戴季陶出任國民政府委員和考試院院長。這時，他位居高官，是最得意的時刻。在其接待室懸挂一聯：“入此門來，莫作升官發財思想﹔出此門去，要有修己安人功夫。”他的辦公室則稱為“待賢館”，作出“選賢任能”的姿態。從設立考試院，直到1948年7月，戴連任考試院院長達20年之久，經手制訂頒布考銓法規多達100多個。1931年舉行第一屆高等考試，考試的范圍為普通行政、財務行政、教育行政、警察行政和外交領事館5種。以后逐漸增加，到1946年第十三屆高等考試時，范圍擴大到13種。
1931年7月，戴季陶在南京主持第一屆高等考試，擔任主考官兼典試委員長，親自主持命題。考試完畢，2000余名考生在南京停留等候發榜，他組織人員晝夜閱卷核分，因及格人數寥寥無幾，決定凡得分55分者均算合格錄取。放榜后，發現有一考生在錄取分數線內而被遺漏。他一面下令補錄，一面上報呈請處分，甚至聲淚俱下，承認忙中出錯，不能免其咎。在他堅持下上面決定罰扣他本人薪俸3個月，秘書長扣薪1個月，科長記過一次。
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確定“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他集中一切力量圍剿工農紅軍。1932年4月間，戴季陶前往西北考察，到西安發表演說，為蔣介石的錯誤政策辯護。西安的愛國學生非常氣憤，當場把戴包圍起來，嚴厲斥責他的錯誤言論，抗議南京政府對日的妥協態度。他當時難以脫身，最后憤怒的學生們把他的座車燒了。
但后來，戴季陶對抗日態度有很大的轉變。他在一次會議上提出：“如國家已至非犧牲不可之時，自必決然犧牲，抱定最后犧牲之決心……”這些話表明戴季陶並不甘願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奴役，他已開始逐步向抗日方面轉變，但在當時他對日仍想通過談判妥協換取和平。
西安事變發生后，國民黨中央召開緊急聯席會議。會上出現兩種意見：一種意見是以何應欽、戴季陶為代表的主戰派，他們力主以武力對西安進行討伐﹔另一種意見是以孔祥熙、馮玉祥為首的主和派，主張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問題。很顯然，第一種意見是置蔣的生死於不顧，第二種意見是考慮到蔣的安全。兩派在會上爭論不休，到午夜2點還不能決定。這時，戴季陶站起來大聲說：“我警告大家，若是今晚我們中央不能決定討逆大計，明天全國就會立刻大亂，政府也會垮台，大局無法收拾，我們何面目以對總理，何面目以對蔣先生！”在戴季陶等人的鼓噪和煽動下，討伐派佔了上風。於是會議作出決定：調動各路兵馬，討伐西安。
但宋美齡從上海回南京后，極力反對討伐，她說：“戰爭開始之后，蔣介石不為其親自統帥的陸空軍轟炸所誤中而死，亦將被張、楊軍隊殺害。”12月14日，應宋美齡等人的要求，孔祥熙召開高級會議，討論軍隊討伐前，如何採用和平方法營救蔣介石。在宋美齡的勸導下，會上大多數人都轉了向，主張和平營救，戴季陶最終也改變主意。在這次會議上，戴季陶向大家跪著磕響頭說：“我是信佛的，主張先進行和平營救，和平營救無效，再進行武力討伐。”說完又叩了一個響頭，退了席。與會者都看見這一幕，特別是反對和平手段的人，知戴季陶轉了向，也不再提反對意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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