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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
1928 年6 月，劉伯承參加了中共中央在莫斯科召開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在莫斯科近郊的一座鄉間別墅。在這次會上，共產國際代表布哈林、中共領導人瞿秋白、周恩來、李立三、向忠發分別作了報告，周恩來作的是軍事問題的主報告，劉伯承作了軍事問題的副報告。這兩個報告都十分有水平。其實，到蘇聯上學不久，劉伯承就寫了一份《南昌起義始末記》的報告，詳細記述了南昌起義軍事活動的全過程，並對起義的得失提出了精辟的見解，其中他總結出的四項“根本弱點”和八條“行動的錯誤”，引起了中央領導的關注和重視。
“六大”結束后，劉伯承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伏龍芝軍事學院在世界各國享有極高的聲譽，它的前身是蘇聯紅軍總參謀部軍事學院，組建於1918 年10 月，是列寧親自主持創辦的。據有關資料記載，劉伯承入學時，與蘇聯名將馬林諾夫斯基屬同期同學，比后來在蘇聯衛國戰爭中功勛卓著的朱可夫元帥還高一期。時任伏龍芝軍事學院院長的，是蘇軍愛迪曼上將。
劉伯承所在的中國班共6 名學員，另5 人為左權、屈武、陳其科、黃滌洪、劉雲。劉伯承算插班生，他進伏龍芝軍事學院時，左權等人已經在這裡學習一年了。
對於劉伯承這位赫赫有名的戰將，左權仰慕已久。劉伯承比左權年長13 歲，但他們很快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彼此經常談心交流，共同進步。有一次，戰術教員出了一個圖上作業題，規定山上的指揮部要給山下正前方5 公裡處的分隊下達緊急作戰命令，問指揮員應該派出騎兵通信員，還是徒步通信員？全班大多數學員的答案，都是派出騎兵通信員，惟有劉伯承和左權的答案是徒步通信員。結果教員宣布：劉伯承和左權正確。因為下這個陡坡，徒步通信員跑步比騎馬快。
1930 年春，劉伯承、左權等同志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讓他們回國參加革命斗爭。4 月，他們從伏龍芝軍事學院提前畢業，秘密回國。
在異國求學，不快總是難免的。但不管怎麼說，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的近兩年時光裡，劉伯承的收獲是巨大的。不僅系統地學習了蘇聯紅軍的各種條令和有關司令部組織指揮的知識，以及正規戰的戰術、軍區和野戰部隊的建設等比較系統的軍事理論，而且還廣泛涉獵了18 世紀、19 世紀一些著名軍事家如拿破侖、蘇沃洛夫等人的事跡和論著﹔同時，借助於俄文，劉伯承還讀了不少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包括許多軍事論著。不論是在軍事上，還是在政治上，都大大開闊了眼界。
劉伯承的三次軍校求學經歷，為他在日后指揮軍隊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奠定了堅實的軍事知識基礎。而這一經歷也使劉伯承意識到創辦軍事院校、培養軍事人才的重要性。所以，無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建國后，劉伯承都極為關注軍事院校的建設和軍事人才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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