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那3條厚褲被壓得很皺，應該請干洗店清洗一下。一問，洗一條要3元，太貴﹔我問熨一下多少錢。一條1元。我請店裡熨了。南嶺小學幾次要我去講祖昌艱苦奮斗的故事，答應他們明天講。中午在他們學校吃午飯，這是我最怕的事。自己帶點面條請他們加工。
●黨支部來慰問，送來一個紅包40元。我想：去年是20元，今年是40元。錢不多，但沉甸甸的。我一年交60元黨費，反饋給我40元，我這個共產黨員真有愧呀！我想，以后我每月要交50元為社會公益事業獻愛心。
●到縣政府大會議室聽報告,關於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這個學習活動終於落實到離退休的老黨員中了。這個學習確實萬分重要，因為有些黨員忘記了共產黨的宗旨、奮斗目標，一味追求物質享受，唯利是圖、吃喝玩樂成為他們的人生目標。
——摘自龔全珍日記
我常夢見祖昌。來了客，要去買肉，祖昌隻掏出1元錢，這點錢買得到什麼東西呢？就醒來了。
他的戰友當面叫他“甘部長”，背后都叫他“鐵公雞”。物資緊缺時期，他這個做后勤部長的，不精打細算怎麼行？第二次國共合作初期，祖昌常到西安購置部隊生活用品，出差回來報銷伙食費，每天不超過一角錢。同去的老張比他多出兩倍，組織上找祖昌了解情況。祖昌說：“我和老張不同，我飯量小，一頓兩個饅頭就夠了。而且我是南方人，在家炒了一罐辣椒，夾在饅頭裡就不用買菜，老張是北方人，要吃一點蔬菜。我吃了饅頭喝點水就行了，老張愛喝點稀飯。這樣加起來就比我多了。”
他到北京開會，上車前一碗面，車上一碗面，下車一碗面，三碗面到北京，次次如此。有一年，他了解到一個水稻優良品種叫“清江早”，生長期隻有70天，很興奮：“全縣有1萬多畝秧田，如果種‘清江早’正好趕上種晚稻，畝產五六百斤，就可增產五六百萬斤。”他問什麼地方有“清江早”，技術員說在清江縣（后改為樟樹市）農科所。祖昌說：“馬上走！”技術員問：“清江火車站離縣城七八裡路，要不和縣委聯系一下，請他們派個車？”祖昌說：“七八裡算什麼？走著去！不能聯系，聯系了就給人添麻煩！”那天下著蒙蒙雨，祖昌的布鞋沾滿了濕泥巴，他索性脫掉鞋子提在手上走。
老大平榮在部隊做護士，我想把我的手表給她。征求祖昌意見，他說：“不用管。我四一年才開始戴表，她才當幾天兵就戴表？”我說分工不同，當護士要打針、量體溫、測脈搏，都離不開表。他說：“她不會到辦公室看嗎？辦公室還能沒有鐘？”
平榮要結婚，看中了一套家具。我跟祖昌商量，祖昌說：“我隻給200塊。”
“200塊錢好干什麼？”我說。
他跟我算賬：“你想想，我一天有11.35元，你一天也有1.9元，哪個農民有這麼多錢？要是認為這是命好，應當得，就錯了。這是人民的，應當用在正道上，不能浪費。”
我說：“我們結婚20多年，從沒為錢爭吵過，你要怎樣安排就怎樣安排。我想買個櫥，你不同意﹔買一套刀剪，你也不同意。我的收入包家用，你的錢支援國家建設，我沒意見，但孩子要結婚，幫他們置辦點家具，這算不得浪費。”
祖昌說：“我隻有400塊錢存款，你取出來給她200，家裡留200過年。”
“200塊錢好干什麼呢？”我又苦笑起來，“家具大概要600塊，被褥100塊不夠，給她700吧！”
“我沒有錢。”一句話擋了回來。
我算了一下，我們為集體捐了85000多元，我不但貼了工資，連銀行利息也都貼進去了。
三
●今天到幸福院報到,向院長說了來意，要求當義務服務員。自己買台洗衣機為老人們洗衣，縫補衣物。我到幸福院來安度晚年，這條路是祖昌指的，我也認為很合適。我將為祖昌的戰友和他們的家屬服務。幸福院旁邊是琴亭小學，我還要為孩子們多做點事。
●外孫金鋒從深圳打工回來3個多月，我們一直沒有深談過……他終於得到上班的機會了。他的心情與我的期望相同：不論哪個單位，什麼工作，都願意接受。對金鋒的就業問題，我和金鋒都講現實，既然學校缺老師，當老師是最好的選擇。我希望他能珍惜這份工作，並能努力學習，做好這項工作。
——摘自龔全珍日記
可能因為祖昌是軍人吧，女兒們小時候都想當兵。那時不在蓮花招女兵，平榮要祖昌給新疆軍區寫信，爭取一個女兵名額。祖昌臉一拉：“征兵是有嚴格的計劃和要求的，不能開后門，搞不正之風。”1972年，有女兵名額了，平榮自己去報名，但體檢時右眼視力偏低，取不了。祖昌不但不去講情，還跟人武部說：“她視力確實不好，右眼隻有0.5。”
好在平榮品學兼優，被學校推薦入伍了。4年后，老三公榮滿18歲，一個人跑到人武部報名。一體檢，什麼都好，就是腳不行。負責招兵的同志告訴她：“你是平足，不合格。”
公榮想不通，怎麼是平足呢？她回家叫我脫襪子，我莫名其妙。她把我左腳板翻過來看看，又把右腳板翻過來瞧瞧，說：“奇怪了，媽媽不是平底腳。爸爸肯定也不是平底腳，不然的話，他走路怎麼那麼快？”
是啊！祖昌那時也70多歲了，年輕人和他一同走路還要緊追慢趕。村裡人誰不知道，祖昌不到10歲就到萍鄉做挑工﹔參加革命后，到永新、茶陵、蓮花一帶收破銅爛鐵做子彈。不是那雙鐵腳板，哪能一次又一次在槍林彈雨中穿行！
晚上，祖昌從地裡回來，公榮提起爸爸的腳看了一下，大聲叫：“呀！爸爸是平底腳！”
祖昌說：“平底腳怎麼了？你能走得贏我？”公榮那個委屈啊，說：“就是因為我遺傳了你的平底腳，去當兵，人家說不合格，不收我。”祖昌說，現在當兵要求嚴格，女兵更是百裡挑一，不收平底腳是對的。平底腳走路慢，走多了腳痛。可是如果不怕苦，勇敢鍛煉，照樣能練成個鐵腳板。“像我這雙腳，別說碎石子扎不破，就連玻璃碴、鐵釘子也扎不破。”他越說越得意，但為公榮疏通關系的事，隻字不提。公榮的參軍夢就沒有實現。
回江西前，我在新疆軍區八一子弟學校當老師。1957年初，我提出已離開山東老家15年了，想回煙台探親。祖昌說：“好嘛，不過今年夏天我們要回江西了，你要辦好離職手續。”
我驚呆了。翻看祖昌的日記，裡面夾了3張請求回鄉勞動的報告，從1955年到1957年，每年一張。上面寫著：“自1951年我跌傷后患腦震蕩后遺症，經常發病，不能再擔任領導工作了，但我的手和腳還是好的，我請求組織上批准我回農村當農民，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貢獻力量。”
我的心在顫抖，他回去當農民，我去干什麼？我問：“你們家鄉有學校嗎？”
祖昌說：“你問得真怪，全國都有學校，我家鄉為什麼沒有？”
我又問：“你們那裡的學校缺老師嗎？”
“這個我不知道。”他看著我，“噢——，你是怕回去沒工作，沒飯吃嗎？你隻能當拿工資的老師嗎？正規學校不要你，就不能當義務老師？你就不能幫群眾掃盲？！”
我想起同事給我出的主意：讓他先走，過一年半載，等他給我聯系好了工作，我再去。沒想到我話還沒講完，他的臉就拉了下來：“要走就一起走，考慮那麼多干什麼？”
祖昌回到了蓮花，就像雄鷹回到了天空，臉上總是挂著情不自禁的笑。我呢？突然變成了“外國人”：我講話，家裡人瞪著眼睛看﹔他們講話，我也聽不懂。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稻田，白天大人們出去干活了，我卻不知該干什麼。連話都互相不懂，還掃什麼盲？想來想去，我隻有到縣文教局去碰運氣了。跟祖昌一說，他說：“好嘛，你自己去找吧！”因為作好了被分到離家更遠的學校的准備，我背著被子和幾件衣服，步行了40多裡路，到了縣文教局。
正好，坊樓剛開辦了一所中學，缺老師，我就去教書了。
11年前，我遇到一位年輕人，他說：“甘祖昌苦了一輩子不抵。他還叫崽女務農，真是糊涂。”我反駁說：“他的物質生活雖儉朴艱苦一點，但精神卻十分豐富充實。”他說：“精神管屁用，現在誰還講精神，撈到了實惠就是好。”這是對祖昌的誤解。他從來沒有反對孩子們升學、就業，但必須憑自己的本事，不能要求組織上照顧。
祖昌沒為兒女做什麼，但他所做的是為大家的兒女造福，自己的兒孫也在其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