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至1943年，張聞天（左六）率農村工作調查團進行“晉陝調查”，其間調查團撰寫了《米脂楊家溝調查》、《陝甘寧邊區神府縣直屬鄉八個自然村的調查》等多篇調查報告。
1941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張聞天以實際行動積極響應這一號召，主動率團深入農村進行了一次為期一年多的調查，史稱“晉陝調查”。這是中國共產黨大規模農村調查的成功范例，為我們留下了如何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進行調查研究工作的寶貴精神遺產，也是教育我們要牢固樹立群眾觀點、走群眾路線的典范事例。
■毛澤東痛批教條主義，張聞天為彌補缺乏實際工作經驗的缺陷，主動要求到農村去“補課”
1938年9月至11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了“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戰略任務。但是到1941年前后，中共中央發覺這個戰略任務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效，教條主義頑症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清除：“粗枝大葉，不求甚解，自以為是，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的作風，仍然在黨內嚴重的存在著。”黨內存在著不注重研究現狀、“閉塞眼睛捉麻雀”，不注重研究歷史、“言必稱希臘”，“為了單純的學習”、不注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應用的“極壞的作風”。
毛澤東認為，之所以如此，一個重要原因是黨內許多同志“還不了解系統的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於是，1941年3月，他整理出版《農村調查》一書，並在“序言”和“跋”中對那種“下車伊始”、不做調查就哇啦哇啦亂發議論的作風提出嚴肅批評，重申“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號召全黨同志“眼睛向下”、“向群眾學習”。5月19日，他在給延安高級干部所作的《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中痛斥教條主義，指出：“在全黨推行調查研究的計劃，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1941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的《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要求：“加重對於歷史、對於環境、對於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具體情況的調查與研究”。在9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明確指出：土地革命后期黨中央領導所犯的錯誤，比立三路線的“左”傾形態更完備，時間更長，后果更慘，其思想根源是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克服主觀主義要從中央政治局同志做起，“掌握思想教育是我們第一等的業務”。
毛澤東的這一系列論述，深刻地觸動了當時黨內的一些中央領導人。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的張聞天，非常贊同毛澤東的意見，主張“要大力動員用馬列主義理論來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在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明確表示：“毛主席的報告，對黨的路線的徹底轉變有極大的意義。”他認為，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線是錯誤的，“思想上是主觀主義與教條主義，不研究歷史與具體現實情況。”因此，要堅決“反對主觀主義，要作徹底的清算”。並且，他在認真反思之后提出：“過去國際把我們一批沒有做過實際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機關來，是一個很大的損失。過去沒有做實際工作，缺乏實際經驗，現在要補課。”據此，他決心到農村去考察，以實際行動響應中央的號召。
1942年1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同意了張聞天的申請。他遂組織“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深入陝甘寧邊區的綏德分區和晉西北地區，進行了為期一年多的調查研究，史稱“晉陝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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