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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校政治部還負責出版刊物，聶榮臻被任命為“政治軍事月刊社編纂委員會”的政治編輯主任。1925年10月，他在《黃埔潮》上發表題為《軍隊中政治工作的意義》的署名文章，指出：一切軍隊要在戰爭中取勝，“必須具備兩個條件：首先，物質和技術方面——戰術上、組織上及一切軍需品的供給上都要很充足，並要適應時代的要求，這是人人都知道的。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條件——精神方面，兵士之能克己犧牲，很勇敢地上前去斗爭，他決不是為那點薪餉所願意如此的，他必定要知道他本身的責任和戰爭的目的……徒以機械的命令是靠不住的，尤其以十余元錢更不能買他的生命的”。文中以東征軍和蘇聯紅軍為例，詳盡地論述了知道為勞動人民利益而戰的軍隊，能夠戰勝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反革命軍隊的道理。
1926年3月20日，突然發生了“中山艦事件”。那天是星期天，聶榮臻從黃埔乘船去廣州。快到廣州時，忽聽中山艦上有人喊道：“把船靠過來。”等船一靠攏，就叫人們都上艦。他到艦上一看，全是共產黨員，大家都不講話，便知道出事了。經過暫時的軟禁，沒有審訊，當天下午就放了。他急忙到區黨委了解情況，區黨委的人所剩無幾，已經疏散了。他得知周恩來也一度被軟禁。事后才弄清楚，蔣介石散布謠言，說中山艦要炮轟黃埔軍校，要把他趕走，於是借機逮捕了海軍代理局長、共產黨員李之龍，還提出共產黨員一律退出他領導的第一軍和黃埔軍校。這是蔣介石一手策劃的政治陰謀，但是，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向蔣介石妥協了。
聶榮臻結束了在黃埔軍校半年多的生活，轉到廣東區委軍委，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工作，為北伐做准備。1926年北伐戰爭開始后，聶榮臻歷任中共兩廣區黨委特派員，湖北省委委員、省軍委書記（后湖北省軍委改稱為中央軍委）。1927年先后參與指揮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從1932年3月到抗日戰爭爆發，聶榮臻擔任紅一軍團政委歷時5年，與軍團長林彪指揮紅一軍團在中央蘇區、長征路上和陝北根據地，與敵人作了無數次的浴血奮戰，使紅一軍團成為紅軍的主力部隊之一。
抗日戰爭初期，聶榮臻深入日本侵略軍后方創建根據地，更顯示出獨當一面的統帥之才。1937年秋平型關大捷后，115師主力轉往晉西南。聶榮臻遵照八路軍總部的指示，帶一部分兵力從五台山區向周圍廣闊的地域發展，創建了敵后第一塊最大的根據地——晉察冀邊區。當時，中共中央對此給予高度贊揚，稱這些經驗將成為全黨全國在抗戰中最有價值的指南。1938年6月，毛澤東曾對准備前往晉察冀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白求恩大夫風趣地說：“中國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說，叫做《水滸傳》，裡面寫了魯智深大鬧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晉察冀。五台山，前有魯智深，今有聶榮臻。聶榮臻就是新的魯智深。”后來白求恩見到聶榮臻時高興地說：“聶司令，不不，你是魯智深。你這個魯智深，同那個魯智深可不一樣喲！魯智深醉打山門，把寺廟破壞了，你卻保護了五台山的廟宇。你這個魯智深，好呀!”
抗日戰爭勝利后，聶榮臻回到晉察冀，任晉察冀中央局書記，並繼續擔任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委。1947年4月至7月，指揮正太、青滄、保北三戰役。11月，組織發動石家庄戰役，解放石家庄，全殲守城敵軍2.4萬余人，使晉察冀與晉冀魯豫兩個解放區連成一片。
新中國成立后，聶榮臻長期領導新中國國防科技事業，為國防武器現代化，特別是核武器的研制嘔心瀝血，成為中國國防科技事業的名副其實的奠基人，被譽為“兩彈之父”。
聶帥一生既耿直又忠厚。不管是對人對事，他都講究黨的原則，絕不搞人情交易，絕不看風使舵。1975年冬，周總理病情嚴重，“四人幫”更加猖獗，在全國掀起了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高潮，鄧小平的處境很困難。有的同志不敢去見鄧小平。聶帥知道后批評說：“小平同志還兼著總長嘛，中央沒有免他的職，為什麼不去向他請示報告工作？”總理逝世后，聶帥去北京醫院向總理遺體告別完了，即特意轉到東郊民巷，為的是看望住在那裡的鄧小平。可惜鄧小平當時開會去了，未見到。在“四人幫”氣勢洶洶的年代，聶帥這種態度，足見其為人之耿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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