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專家評論《南京大屠殺全史》 

嚴謹縝密的調查與統計

二戰結束后，同盟國在東京、中國在南京分別組織軍事法庭對南京大屠殺案進行審判。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認定：“在日軍佔領后的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城內和附近地區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的總數超過20萬人以上。”南京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認定：在南京大屠殺中，被害軍民總數共30余萬人。這兩個軍事法庭對南京大屠殺規模的量化認定，是與戰后國民政府對南京大屠殺案縝密而嚴謹的調查統計分不開的。

抗戰勝利后，圍繞南京大屠殺案，國民政府先后組織了南京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南京市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和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等三個專門機構從不同角度進行了力所能及的社會調查。

1.南京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

南京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的調查採取普查方式，歷時4個多月，獲得大量日軍南京暴行的人証、物証，內容涉及屠殺、傷害、奸淫、搶劫、破壞、強制服役等暴行類型，施暴人包含中島、長谷川等29支日軍部隊，罪行總數達295882種。經匯總后呈報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為日后東京、南京軍事法庭審判日軍南京大屠殺戰犯，提供了重要的証據基礎。

2.南京市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

日軍在南京的暴行，不僅給南京造成大量的人口傷亡，也帶來嚴重的財產損失。成立於1945年12月的南京市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根據截至1946年9月的不完全統計，即獲得南京公私財產損失數據，計損失時價值國幣231785358222元，折合調查時價值約二萬億元，匯報行政院賠償調查委員會，為國民政府的對日索賠工作提供了第一手的調查統計數據。惜因中國戰后國內外形勢的變遷，該項工作未能繼續展開。

3.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

為配合正在進行中的日本戰犯審判，南京市臨時參議會還特別組織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除對前述兩機構已調查的事實進行復查外，重點對淪陷滯留南京的市民進行個案調查，向兩大軍事法庭提交重大人証、物証案件2784件，成為審訊南京大屠殺案日本戰犯的有力証據。

4.遇難者的尸體掩埋

南京大屠殺期間和之后的埋尸情況，直接關系到南京大屠殺的規模和遇難人數的實証。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南京市約有一二十家慈善機構，開展了救濟、施藥、埋尸等慈善活動。剔除可能存在的重復或交叉情況，南京淪陷后，各級掩埋組織收埋遇難者尸體即達24.8萬具以上。而且，這一數據還不包括日軍毀尸滅跡、拋尸入江等處理遇難者尸體的情況。大量埋尸新舊史料的相互論証，再一次有力地証明了南京大屠殺的存在及其巨大規模，再一次向人們揭示了一個真實的南京大屠殺悲劇。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調查是國民政府在當時主客觀條件都十分艱苦的條件下進行的，人力、財力嚴重不足，大多數調查者完全是憑著抗戰勝利后的激情在支撐，其調查結果雖基本反映了日軍南京大屠殺案的真相，但並非日軍南京暴行的全部。（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姜良芹）

對安全區活動的創新詮釋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活動，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史中的重要內容。《南京大屠殺全史》以近8萬字的篇幅論述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設立、對難民的保護與救助，以及日軍對安全區態度的變化，資料翔實、內容完整，將這一問題的研究水平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筆者以為，該書對安全區的活動在以下三個方面進行了創新詮釋，具有鮮明的特色。

一是理性平實，回歸歷史的真實。自10多年前《拉貝日記》《魏特琳日記》等書出版以來，學術界對安全區活動的認識更加完整與准確，但同時在論述中也有溢美之詞與拔高的現象。《全史》對此則作了較好的把握。如對於那些友好的西方人士毅然選擇留在南京的動機，該書在肯定他們救助中國難民的善心的同時，也十分理性地承認：“他們雖然職業各不相同，但留下來最為重要的原因卻是相同的，即希望通過救死扶傷等工作來傳播基督教義。”他們“傳播基督福音，以期從心靈上來撫慰難民”。事實証明，如實地論述他們留在南京的真實動機，絲毫無損於他們仗義救助中國難民的英雄行為。

二是公正客觀，突顯公平的原則。國際委員會開展救援活動，必須要同日本佔領者有一定程度的合作，否則救援活動將無法開展。這種有限度的合作，一度招來了一些不公正的評論，似乎國際委員會也成了日軍進行大屠殺的同謀。《全史》力排非議，明確指出，“國際委員會尋求同日軍合作的努力，是作為一個中立的國際救濟組織的正常需要，他們是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試圖最大限度地達到保護與救濟無辜難民的目的”。這一論述，撥開了籠罩在國際委員會身上的迷霧，澄清了救助難民與謀求合作之間的辯証關系。筆者贊賞該書為堅持實事求是，對具體事物作具體分析的學術勇氣。

三是動態論述，把握事件的真相。學術界以往述及日軍對待安全區的態度時，多強調其不予承認的一面，似乎非此即彼，要麼完全承認安全區的存在，要麼完全不承認安全區的存在。《全史》根據翔實的史料，從實際出發，對此作了動態的論述。該書認為，日軍對於安全區的態度有一個變化的過程。南京淪陷初期，日軍對安全區採取了默認的態度，“日軍當局顯然已將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當成南京城中唯一可以進行交涉的機構”。但是，日軍當局從根本上與國際委員會是格格不入的，他們對國際委員會從反感、不滿，發展到仇視、排擠，最后迫使其解散、關閉難民所。這一動態的論述，較為貼切、准確地詮釋了國際委員會與日軍當局之間那一段交織、復雜的關系，還原了歷史的真相。

總之，《全史》對於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活動的創新詮釋，具有全新的理論高度和重要的學術價值，因而具有裡程碑的意義。（江蘇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孫宅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