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遠東局的來龍去脈

　　一.1926年3月，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決定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遠東局，以加強對中共以及朝鮮、日本共產黨的直接領導

　　共產國際對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是直接的，但通過什麼方式比較合適，有一個變化的過程。最初，共產國際是以向中共中央派代表的方式，馬林、維經斯基先后擔任過此職﹔鮑羅廷到中國后，任國民黨的首席政治顧問，同時指導中共廣東黨組織的工作，起著共產國際代表的部分職能。后來，共產國際決定成立駐華機構，共產國際遠東局就是共產國際設立的指導中共進行革命的領導機構。

　　1、遠東局主要是領導中國共產黨的機構

　　1926年3月，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決定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遠東局，以加強對中共以及朝鮮、日本共產黨的直接領導。4月29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共產國際遠東局由維經斯基、拉菲斯、格列爾、福京和中朝日三國共產黨代表組成，以維經斯基為主席。上述組成人員除中朝日三國共產黨代表外，稱遠東局俄國代表團，是核心組織。6月19日，遠東局的俄國代表團在上海召開會議，決定中共中央選派一名常任代表和一名常任副代表參加遠東局工作，維經斯基作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進入中央委員會，參加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中共中央的代表定期向遠東局報告工作，必要時就主要的政治問題同遠東局預先進行協商﹔遠東局俄國成員幫助中共中央工作，為其部分工作部門提供咨詢﹔拉菲斯參加中共中央機關報《向導》編輯部工作。

　　由此看來，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雖說遠東局是領導中朝日三國共產黨的機構，但實際上主要是領導中國共產黨的機構。

　　2、遠東局成立后，維經斯基與鮑羅廷的沖突

　　以維經斯基為首的遠東局開始工作后，便和廣東的鮑羅廷在一些重大策略問題產生了分歧。從1926年10月起，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對遠東局的工作感到失望。由於北伐軍的勝利進軍，1926年10月中旬，革命已發展至長江流域。維經斯基認為，擺在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面前一個尖銳的問題是“不能讓資產階級和豪紳一起利用南方軍隊的勝利果實”。他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建議：“現在在南方軍隊佔領的地區必須進行堅決的斗爭，使革命民主群眾聯合起來反對地主和豪紳，反對上述資產階級傾向。”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認為維經斯基的建議“在現階段是為時過早的和極其危險的。”11月1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在聽取了中國委員會提交的中國問題報告以后，認為遠東局在一些問題上犯有錯誤，向遠東局提出“警告”，並“責成遠東局在就對華總的政策問題、國民黨問題和軍事政治工作問題作出任何決議和採取任何措施時都必須同鮑羅廷同志協商。”這個決議表明遠東局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天平上的砝碼已經變輕，鮑羅廷變得越來越重。

　　1926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進行第七次擴大全會。斯大林在會上作了《論中國革命前途》的報告。全會通過《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著重指出：目前，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發展重點是土地革命﹔中國革命的前途有可能向非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等一系列激進方針。全會結束不久，共產國際就即將召開的中共五大的若干問題作出決定，成立出席中共五大的共產國際代表團，同時接受中國共產黨出席這次全會的代表譚平山的建議，派羅易到中國，取代維經斯基任共產國際駐中國共產黨代表。旋即，譚平山又找羅易，認為中國黨內的沖突是維經斯基和鮑羅廷之間沖突的反映，建議共產國際撤銷遠東局並召回維經斯基。

　　3、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對遠東局進行“大換班”

　　斯大林的講話和共產國際第七次全會決議傳到中國后，以維經斯基為首的遠東局一方面承認是正確的，另一方面又認為執行決定是困難的。這時蔣介石同武漢方面的矛盾更加激化，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策略方針也轉為更加激進，維經斯基領導的遠東局的狀況當然不能令聯共（布）、共產國際決策層滿意。因此，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在1927年3月3日的秘密會議上提出“以新的有威信的同志取代遠東局現有成員的問題。”這時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認為，遠東局根本適應不了新形勢，對其採取了“大換班”的方式，以推行新方針。

　　1927年3月10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討論了遠東局人員組成問題，決定由列普謝任遠東局書記，委員由鮑羅廷、羅森貝格、羅易和中國、朝鮮及日本三國共產黨各派一名代表組成。但新的遠東局沒有成立起來，4月9日，共產國際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團作出決定，解散遠東局。這樣，以維經斯基為首的遠東局結束了在中國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