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生
2012年12月24日08:33 來源:北京日報
三.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書記盛忠亮被捕叛變,遠東局在中國的工作陷入了癱瘓狀態,僅剩的兩名成員賴安和貝克先后撤回了莫斯科,遠東局在無形中結束
1931年4月下旬,由於白色恐怖,米夫和蓋利斯一起離華。12月,博古負責的中共臨時中央請求共產國際再派一個代表來。但一直到1932年3月4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才決定派東方書記處副主任埃韋特為駐華代表、遠東局書記,但沒有給遠東局委派軍事人員。
1932年6月,中共臨時中央又致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要求派軍事專家幫助中共中央。12月,李德由蘇聯紅軍參謀部第四局派到遠東局工作。但李德只是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組成員,共產國際軍事總顧問另有其人,是遠在美國的弗雷德,一時還沒有到位。他是在1933年4月下旬或5月上旬到位的。
弗雷德到遠東局任職后,和遠東局書記埃韋特時有摩擦發生。兩人都向共產國際寫信或發電報,報告他們之間的爭吵。埃韋特認為,弗雷德總是越權,在政治方面指手畫腳,在他身邊礙手礙腳,決定將弗雷德派到中央蘇區去工作,建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另派軍事代表參加遠東局。弗雷德則指責埃韋特“對地下工作的起碼要求漫不經心”,對待不同意見者“採用各種手段”,“很像小政客伎倆”。弗雷德提出到川陝根據地工作,但未得到埃韋特同意。埃韋特和弗雷德之間的矛盾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很頭疼,多次回電要他們在中國黨面前不要暴露分歧,但未見效。
1934年3月下旬,弗雷德被召回莫斯科。同年4月,中共中央通過中共上海中央局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建議,要弗雷德再次赴華,到川陝根據地任軍事顧問,並再派一軍事顧問到上海,但未見共產國際有下文。1934年7月上旬,埃韋特因在對待《中國論壇》雜志編輯艾薩克斯問題上受到遠東局內部和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指責。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於8月初將埃韋特召回。
埃韋特走后,遠東局成員隻剩下賴安和赤色工會駐華代表貝克。這時,賴安實際上起著共產國際代表的作用,共產國際國際聯絡部駐上海代表格伯特則等參加了遠東局的工作。同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書記盛忠亮被捕叛變。由於賴安和格伯特同盛忠亮接觸頗多,在上海存不下身,先后撤回了莫斯科,遠東局在無形中結束。貝克在1935年2月被共產國際召回。
共產國際於1926年和1929年兩度設立“遠東局”事實上都是不成功的。這說明,在中共已經成長起來以后,共產國際隻有對中共實行間接指導,即用路線、方針指導,讓中共自主地從實際出發工作,才能使中國革命事業順利發展。自1935年遵義會議后,中國革命歷史的發展清楚地証明了這一點。
(作者為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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