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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握正確的輿論宣傳導向，重要的是要把握好報刊的理論導向和社論方向。抗戰時期，國共發生軍事摩擦后，宣傳工作一度出現與黨當時堅持的國共合作抗日政策不一致的現象，毛澤東在為中央書記處起草的給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指示中指出，各地應改正過去不討論新聞政策及社論方針的習慣，抓緊對通訊社及報紙的領導。根據這一指示，黨加強了對通訊社及報紙的輿論引導，特別是注重發揮社論的喉舌作用，對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起了積極作用。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仍然十分重視社論對輿論導向的引導作用。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在黨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強調，地方黨委領導要親自抓思想問題，要召開宣傳工作會議，討論當地的思想工作和有關思想工作的各方面問題。他要求無論是各級領導還是宣傳工作者，都要擔負起把握輿論導向的責任，“精心寫作社論是一項極重要任務，你們自己、宣傳部長、秘書長、報社總編輯，要共同研究。第一書記挂帥，動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論，是必要的”（《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202頁。）。毛澤東認為，社論是非常重要的新聞評論和輿論引導工具，能及時傳達黨和政府的聲音，因此，黨的領導干部親自寫作或審改社論，是把握好輿論宣傳導向的一個重要手段。
為加強對輿論的正確引導，毛澤東不但親自撰寫大量的新聞、社論稿件，而且親自審改報刊雜志發表的重要文章。1942年10月28日，毛澤東在給中央晉綏分局書記林楓的電報中，強調要加強新聞宣傳工作的組織紀律性：“整個通訊社及報社的新聞政策及社論方針，分局必須經常注意，加以掌握，使我們的宣傳完全符合於黨的政策。”（《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98頁。）他反復強調“務使我們的宣傳增強黨性”（《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454頁。），以符合革命局勢的需要。國共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進一步要求宣傳工作服務於黨的方針政策，要注重宣傳和平建國基本方針，用最大的力量經營宣傳和平的工作。1945年9月14日，毛澤東、周恩來給中央及張雲逸、李先念、尹林平發去電報，要求盡快派人到上海等地辦報，“必須盡速出版”上海《新華日報》及南京、武漢、香港等地以群眾面目出版的日報，以宣傳黨的方針政策。
無論是堅持黨性原則，還是把握正確的輿論導向，根本目的是要保証宣傳工作服從並服務於黨的中心工作。不同的歷史時期，黨的中心工作也不同。因此，毛澤東認為，宣傳工作要適應形勢的發展變化，無條件地宣傳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隻有服務於黨的中心工作，思想宣傳工作才有生命力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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