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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宣傳工作要注意方式方法，對群眾的宣傳以說服教育為主， 對敵對勢力的宣傳既要強調斗爭性又要講究策略性
毛澤東認為，宣傳工作不僅要強調和堅持黨性原則，而且要根據對象的不同和形勢的變化注意宣傳的方式方法。“有理、有利、有節”，是毛澤東歷來堅持革命斗爭的重要原則之一，也是毛澤東指導宣傳工作的重要原則和方法。
一方面，毛澤東注重用靈活的宣傳策略服務於統一戰線工作，以恰當的方式做群眾思想宣傳工作。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既將新聞宣傳工作作為維護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法寶，又將其作為反擊國民黨反共磨擦的重要武器。面對國民黨的軍事磨擦和輿論攻擊，毛澤東要求報刊宣傳服從團結抗戰的需要。毛澤東在部署當時的宣傳與談判方針時指出，面對“我處內線，彼處外線，我是防御，彼是進攻”的復雜形勢，我方的宣傳“應當採取‘哀者’態度，應當照顧中間派，不要劍拔弩張，而要仁至義盡”（《毛澤東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9—70頁。）。維護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宣傳使命和方針鼓舞了抗日士氣，使黨的宣傳成為黨領導根據地建設和抗日斗爭的有力武器。
抗戰勝利后，毛澤東在宣傳工作方面積極為營造全國范圍的和平氛圍而努力。他主張在輿論上爭取團結各派，宣傳和平建國，指示黨的報刊雜志在輿論上採取恰當的分析，既反對反動派又積極爭取中間派。對右翼分子要加以公開的批評與揭露，但“文章要有分析，要有說服性，要入情入理”﹔對一切可以爭取的中間派，應採取積極爭取與合作的態度，“在報紙刊物上批評時，尤其要注意文章的說服性”。（《毛澤東文集》第5卷，第15頁。）
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以后，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不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由此，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就成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面對這種變化，毛澤東進一步強調宣傳工作要講究策略，特別是做群眾的思想宣傳工作更要注意方式方法。群眾是黨的宣傳工作的主要對象，因此，黨的宣傳工作，從一定意義上講，實質上就是做群眾的思想疏導工作。對此，毛澤東指出凡屬於人民內部矛盾，隻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而不能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他在1957年對新聞出版界代表指出：“在報紙上開展批評的時候要為人家准備樓梯，否則群眾包圍起來，他就下不了樓”。 “文章要尖銳，刀利才能裁紙，但是尖銳得要幫了人而不是傷了人”。（《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265頁。）也就是說，在報刊上既要批評該批評的人，又要留有余地，批評的目的是“幫人”，而非“傷人”。他還指出，過去搞運動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傷人太多，我們應該接受教訓。隻有做好了對群眾的宣傳工作，解決了思想認識上的問題，才能真正團結群眾，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共同建設社會主義。
另一方面，毛澤東強調對敵宣傳要旗幟鮮明地進行斗爭，但也要講究策略。
在復雜的革命斗爭形勢下，在與國民黨交鋒的過程中，毛澤東要求在輿論宣傳工作中堅持既聯合又斗爭的方針，從而推動革命斗爭工作。國共重慶談判期間，為了防止國民黨的軍事進攻，黨在軍事上做好了充分的准備，但是在對外宣傳上則採取低調的態勢。在國民黨發動大規模內戰之前，毛澤東一再要求黨的宣傳工作既要揭露敵人的真面目，又要適可而止，爭取和平。國民黨正式發動軍事進攻后，毛澤東要求宣傳工作及時揭露國民黨的真面目。1946年9月27日，毛澤東致信陸定一，要求在社論中“強調我軍必勝蔣軍必敗”。他指出：“向軍民描寫美蔣怎麼厲害，怎麼凶，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則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目前解放區軍民心目中的中心問題是能否勝利與如何取得勝利。”（《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134頁。）毛澤東還要求將“七七”宣言中各項要點“在報紙刊物上作文發揮或作講演”，以宣傳“一切反動派進攻必須打敗與能夠打敗”，（《毛澤東文集》第4卷，第148頁。）同時還要將宣言印成單張，向大城市及國民黨軍隊廣為散發。這一宣傳策略揭露和打擊了國民黨的內戰陰謀，使解放軍在戰略上處於有利地位，推動了解放戰爭的勝利進行。為了實現和平建國的方略，毛澤東要求黨在大城市的宣傳也必須注意策略，不能驚動老官僚、老軍閥及土豪劣紳。他指示，不要在約法八章等之外，再發出“實行土地改革”、“消滅封建勢力”、“把革命進行到底”、“打到南京去，消滅國民黨反動派”等口號。因為鄉村中的土地改革辦法，決不能施行於大城市附近，否則，不利於大城市的和平解放。這一宣傳方針起到了穩定各大城市民心的作用。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推進，毛澤東及時指導宣傳工作為解放戰爭服務，爭取各派力量的支持，這促進了有關城市的和平解放，對建立新中國起了重要作用。毛澤東堅持的對敵宣傳既要旗幟鮮明地進行斗爭又要講究策略的原則和方法，使黨在實際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主動權，從而推動了革命斗爭工作的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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