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附屬志成學校的輔導主任王鬆聲，是我在西南聯大的同學，也是我的入黨監誓人，有一段時間我和他單線聯系。清華大學有人能制作假身份証和假通行証。有同學要去解放區，我就找王鬆聲，組織上同意之后，把要去解放區同學的假簡歷告訴他，然后取回逼真的假証件。吳晗教授的名字上了“剿總”的黑名單，李樺教授也不能在北平藝專待下去了，演劇隊夏淳等一些同志的安全也受到威脅，他們都希望去解放區參加革命工作。按照組織上的安排，由我去通知他們什麼時間、什麼人去和他們接頭，護送他們去解放區。我去清華大學執行任務，總是請諸有瓊陪我一同騎自行車去。當時我們正在戀愛，表面看來，是一對情侶騎車去頤和園郊游，不易引起懷疑。我在航空公司兼差，給開展地下工作提供了很多方便條件。當時我有較優厚的經濟收入，有些同學去解放區或有任務從解放區來北平，我總是給他們幾塊銀元做路費或零用﹔有些同學沒有吃飯的錢，我就資助於他們﹔利用在航空公司工作之便，我可以為地下黨傳遞各種信息﹔有些同志要到外地執行任務，我就替他們買飛機票，護送他們進出機場，躲避“航空檢查所”的檢查。
在北平解放前的一段時間，黨的地下工作十分緊張，但是我們一直沒有一個合適的活動地點。王漢斌同志是我的入黨介紹人，又是地下黨學委派來領導我們支部工作的同志。我和“一二•一”慘案后的西南聯大校門口他談問題，匯報工作，經常都是等天黑后，到寒風凜冽的大街上邊走邊談，工作起來非常不方便，急需有一個聯絡點。1948年下半年，我通過熟人租到了東黃城根62號，一個獨門獨院，和同事胡秀峻（地下黨員）住的63號院隔牆有門相通。這是一個十分理想的聯絡點。客廳裡擺著紫紅絲絨沙發，屋角有一個高高的取暖的大煤爐，室溫可達二十五六攝氏度。臥室裡有大圓鏡子的梳妝台，整個屋子多少顯得有些富麗堂皇。其實，我們隻買了一張沒有擋頭的簡易彈簧床，此外所有的家具都是舊的。絲絨沙發是從信托商行廉價買來的外國使館寄賣的舊貨，其余的家具包括炊事用具，全是原來的房客——一個國民黨空軍大隊長逃跑前折價賣給我們的。就是這些陳設起到了很好的掩護作用，敵人很難想象這裡的主人竟會是共產黨人。我和諸有瓊准備提前結婚，成立一個家庭，便於更好地開展工作。
有了這個地方做聯絡地點，地下黨的同志們便經常來這裡碰頭，接受任務，研究工作。華北局城工部的佘滌清、崔月犁同志有一段時間幾乎每天都來我家與傅作義將軍的女兒傅冬菊見面，了解傅作義的動向。我們了解到，當時傅作義躊躇萬分，猶疑不決，他知道，形勢瞬息萬變，可能對他越來越不利。他經常在辦公室裡踱著方步，有時頓足，有時咬著火柴棍，心情焦急……他的一舉一動，都隨時匯報給前線司令部。對於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來說，吃飯也往往是個問題，所以，有些同志經常到我家來吃飯，我們不在，他們也可以叫保姆開飯，有時家裡一天要開好幾次飯，也分不清是午飯還是晚飯。中央航空公司北平站隻有我一個黨員，為了解放北平的需要，我在公司發展了幾個新黨員，一同團結公司職工保護航空設備、電台，動員技術人員留下來工作。為了爭取職工的生活保障，阻止設備南撤，我們把中央航空公司的北平站站長看守起來，不讓他逃跑，經過談判，站長終於答應了我們的要求。同時，我們還把中國航空公司、陳納德運輸公司的職工團結起來，接管了設備和資產。后來，這些設備為兩航起義的安全飛行、通訊導航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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