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職業青年總支部有地下黨員100多人，我曾先后擔任地下黨南系職業青年支部的支委、副書記、書記和總支副書記。大家分布在本市各行各業，滲透到許多要害部門，做著廣泛聯系群眾的工作。我們通過各種辦法收羅了敵人的許多武器，解放后，我們上繳了機關槍、沖鋒槍、卡賓槍等長短武器幾十件，裝了滿滿一輛三輪車。
1948年底的一天晚上，國民黨的軍、警、憲、特聯合查戶口。四五個全副武裝的軍人，氣勢洶洶地叫開了大門，我連忙把手槍藏在腰間。他們走進過道，對著牆上挂著的航空公司的大沿帽和美軍的草綠色羊皮裡短大衣（街上買的）端詳了好一陣，似乎弄不清主人的身份，其中一人詳細地盤問了我一番，沒有發現什麼破綻。然后，他們在客廳、臥室、廚房和院子裡轉了好一會兒，才怏怏地離開了。直到這時，我懸到嗓子眼兒的一顆心才像一塊石頭總算落了地，手心裡全是冷汗。因為，我一直惦著后院牆根的自來水表井，那裡面有一個用磚頭壓著的大油紙包。那是地下黨組織交給我保管的，裡面全是准備解放北平時北平軍管會接管國民黨各機關、團體、工廠的命令，一份一份加蓋了葉劍英和軍管會的公章，裝在信封裡。如果被敵人查出來，后果真是不堪設想！
1949年初，中央航空公司一架飛機送來了國民黨的和談代表，飛機返回上海時，飛行報務員、通訊處長顧樂有要事需要留下來。可是飛機上沒有通信聯絡是不能飛行的。組織上了解了這一情況之后，決定利用這個機會，派我擔任飛行報務員。起飛前一天，北平軍管會交際處處長王拓同志帶我到六國飯店見軍管會主任葉劍英同志。葉劍英同志指示我，到了上海要想方設法了解上海國民黨空軍的部署情況。
從剛剛解放的北平到尚未解放的上海是十分危險的。但是飛行報務員的身份掩護將危險降到了較低的限度。一下飛機，“航空檢查所”就把我叫去仔細盤問，我從容不迫地應付了一番，當時沒有引起他們的懷疑。他們問我住在哪裡，我說住在公司飛行員招待所。當然我是不可能住在那裡的，必須三天兩頭地更換住處。沒過幾天，就有同事告訴我，有人到飛行員招待所和我住過的地方去查詢我的情況。
就這樣，我在上海住了20多天，一共換了十來個住處。這次我擔任飛行報務員，給地下黨工作創造了一個極好的機會，利用身份之便，把我軍收集到的五六個大皮箱的“金圓券”帶到南京，交給了地下黨組織。日夜警惕、提心吊膽過日子的狀況終於結束了，我們歡欣鼓舞地迎來了北平的和平解放。1949年2月4日，是一個令人難忘的日子。市委在國會街北大四院禮堂召開了北平全體地下黨員大會，正式公開了地下黨員的身份。解放前，地下黨組織的活動，基本上是單線聯系，許多很熟識、來往密切的朋友，彼此卻不知對方的身份。到那裡一看，那麼多的熟人！大家從“地下”來到“地上”，相聚一堂，好像從朦朧的黎明轉到了陽光燦爛的早晨，一切都看得清楚了。禮堂沸騰了！人們緊緊握手，相互擁抱，激動地流下了眼淚，簡直不知說什麼好。“原來你也是（黨員）呀！”——無限豐富的內容都包含在這樣一句簡單的話語之中。
1951年，我們搬家了。60多年過去了，如今，東黃城根62號已不復存在，拆建成漂亮、整潔的皇城根遺址公園了。然而在東黃城根62號的日日夜夜，北平解放前我們地下工作者和敵人的較量、斗爭，我和我的同學、戰友情同手足的深厚情誼，卻像深深的刻痕，永遠地留在我的記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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