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各地學生舉行抗議和示威游行，各界人士也紛紛譴責國民黨的暴行。我到重慶后，找到劉光同志（中共中央青委），他說這裡需要人開展工作，留下來吧，先不要去解放區，並要我與《新華日報》的記者朱語今同志聯系。在重慶的這段時間，我與聯大的同學趙景倫、楊育文等去沙坪壩幾個大學組織學生串聯，介紹“一二•一”慘案情況，聲援昆明學運﹔聯系一些進步人士和民盟成員（經羅子為、羅涵先介紹，我參加了民主同盟，並擔任民盟中央青年委員）及新華日報社等單位的人在滄白堂舉行了有2000多人參加的隆重的追悼大會﹔我們還去行政院找院長孫科要求嚴懲凶手，停止鎮壓學生運動，傅斯年出面接待了我們。
有一次，重慶的進步人士們在較場口開大會要求和平民主，國共團結，停止內戰。郭沫若等許多進步人士剛到會場，一群特務就沖進來打砸會場，推搡郭老和民主人士們。此情此景，大會已難以如期召開，我必須趕快通知未到會的單位和有關人士。我忙奔跑著去通知民主報社、新華日報社、民盟總部……正往前跑著，我看見一輛小吉普車開過來，正是周恩來同志坐在司機旁邊。我立即招手示意他們停車，並告訴周恩來同志會場的混亂局面，叮囑他們一定不能去會場了。周恩來聽了我的話，點點頭，忙叫司機調頭，說他馬上去找國民黨代表團交涉，要他們停止破壞行為……家庭中轉站和聯絡點1946年下半年，組成西南聯合大學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由昆明遷回平震驚中外的昆明“一二•一”慘案津，分別復校，西南聯大的學生可以任選一校繼續學習。我選擇了北京大學。經王漢斌同志介紹，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時，在中央航空公司當報務員（我在重慶時考入該公司，並工作了幾個月，后來公司同意調我到北平工作），這既可作為職業掩護，又解決了生活問題。當時，國民黨實行的白色恐怖日益加劇，愛國學生運動此起彼伏。1948年8月17日，國民黨反動政府下達了以“共匪嫌疑分子”的罪名在全國逮捕進步學生和民主人士的命令。
為了保存力量，減少犧牲，地下黨決定組織部分黨員和進步師生陸續轉移到解放區。由於我的老家在天津和我在航空公司兼差等方便條件，黨組織交給我一部分轉移力量的任務。我父親是鐵路工人，大弟弟在菜站當學徒，便於做轉移工作。黨支部研究決定，把我家作為一個地下聯絡點，有些經天津進入解放區的同學先到我家停留，由我大妹妹幫著改制衣服，化裝成老鄉，再由父親和弟弟趁天未亮時，從火車站后門把他們護送上車去冀東﹔還有一路是去西南郊，通過封鎖線到冀中解放區。就這樣陸續經我家去解放區的有2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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