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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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油畫）
克衛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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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在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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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與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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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巴金合影 （右二為趙蘭英，右一為李小林）
巴金，20世紀中國杰出的文學大師，中國當代文壇的一棵參天大樹。
1998年12月29日，94歲的巴金對一個人說：“我死了后，你幫我寫一篇文章，看看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說的是真話還是假話。”
這個人，便是採訪巴金26年的新華社高級記者趙蘭英。
初秋，一個陽光燦爛的午后，記者與趙蘭英面對面。在她娓娓的敘述中，一個講真話、做真事、捧真心，可親、可敬、可愛的巴金老人，徐徐走來，越來越清晰，越來越真實。
“可以26年追隨採訪一位值得尊敬的人，我很幸運。”
趙蘭英，這位新華社高級記者在其30多年的職業生涯裡，報道的都是與上海文化相關的人與事，申城文化名人幾乎被其一一訪遍。而在這些文化名人中，趙蘭英對巴金的感情最深。
巴金說，最怕記者採訪，但趙蘭英隨時都可以來﹔巴金的女兒李小林說，我爸爸熟悉了趙蘭英的氣息。
在巴金最后幾年的歲月裡，趙蘭英像巴金的家人一般，經常去華東醫院看望老人。哪怕已經無法用語言交流，只是摩挲一下老人的手，趙蘭英心裡便感到踏實而溫暖。
講真話
“講出了真話，我可以心安理得地離開人世了”
走進趙蘭英的家，頂天立地的書櫃佔據了客廳的四面牆，一屋子的書，將小小的客廳“撐”得滿滿當當。
《巴金全集》、《巴金譯作集》、《與巴金零距離》、《感覺巴金》……一本本書，訴說著主人與巴金的特殊緣分。
趙蘭英抽出其中一本《隨想錄》說：“這是巴老晚年奉獻給社會的重要財富，是一部講真話的大書。”
“講真話”三個字，在這部巴金用生命書寫的作品中熠熠閃亮，亦是巴金的“靈魂刻標”。
1978年，年逾古稀的巴金著手《隨想錄》書稿的寫作。至1986年，全部150篇完稿，歷時8年。
巴金在開篇寫道：“我不想多說空話，多說大話……這只是記錄我隨時隨地的感想，既無系統，又不高明。但它們卻不是四平八穩，無病呻吟，不痛不痒，人雲亦雲，說了等於不說的話，寫了等於不寫的文章。”
《隨想錄》觸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更勇敢面對作者的靈魂。彼時，“文革”剛剛過去，巴金率先站出來，坦承自己在“文革”中講過違心的話，寫過違心的文章，傷害過一些朋友，這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1987年6月，《隨想錄》出版合訂本，在為此撰寫的“新記”中，巴金如釋重負地寫道：“講出了真話，我可以心安理得地離開人世了。”
對於巴金而言，“講真話”不僅是寫作的基本標准，還是為人的一貫風格。“無論在什麼年齡，無論在什麼場合，無論對什麼人，他都講真話、講大實話、不故作高深，這就是巴老的風格。”趙蘭英說。
1949年7月，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開會之余，歌唱家周小燕請大家題詞留念。
有人題的是：“為建設人民音樂而努力！小燕同志。”有人題詞：“為人民服務。”有的寫：“為人民服務者，拜人民為老師！小燕同志。”有的說：“唱出人民的聲音。小燕同志。”有的則說：“人民歌唱家，是最光榮的稱號。為人民歌唱，歌唱人民吧！”
在大同小異的題詞中，唯獨巴金寫道：“我們都高興聽您唱的歌。小燕先生。”
一句朴實無比的話，巴金的“真”躍然其上。從不喜歡把話往大裡說、往空裡說、往高裡說的巴金，用最簡單的語言表達了自己最真誠的心情，卻因為這份“真”，給周小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上世紀80年代，華裔女作家聶華苓來上海，巴金在國際飯店宴請她。聶華苓緊緊握住巴金的右手，激動地說：“今天真幸福，能夠和您握手。您這隻手是一隻了不起的、偉大的手。”
巴金舉起右手，看了看，笑著對大伙說：“這是一隻吃飯的手。”
大伙愣了一下，旋即都笑了。聶華苓的本意指這是一隻寫出無數偉大作品的手。而在巴金看來，這就是一隻吃飯的手、一隻勞動的手。這句大實話，是自謙，是幽默，體現的是一個人的真實性情和謙遜品行。
20余年的採訪中，一件小事令趙蘭英記憶猶新。那是1997年11月25日，巴金94歲華誕，趙蘭英前去華東醫院為他祝壽。
當她送上祝福后往外走時，巴老輕輕叫住了她。他說：“你的稿子我看了，寫得很好。但當時我沒有聽見‘喀嚓’的聲音。”
巴老嘴裡的“咔嚓”，指的是趙蘭英一篇報道裡的描寫。
此前不久，巴金在校對《巴金譯文集》的稿子，起身去取一本書的時候，動作有些過猛，導致脊椎骨折。趙蘭英聯想到自己之前腳背骨折時聽到了“咔嚓”一聲，便理所當然地在報道中用 “喀嚓”二字來形容巴金骨折時的聲音。事實上，老年人由於骨質疏鬆，骨折時不易聽到聲響。
這件小事，讓趙蘭英反思了許久。身臥病榻的巴老不僅認真地看了她的報道，而且並不因為和她熟稔便放過瑕疵，對她實話實說地點出問題。“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教訓。”趙蘭英特地就此事在《新聞記者》上寫了一篇文章，用這個教訓告誡自己，也提醒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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