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魯迅看中國
對於一個民族來說，每個時代都會產生全民族性的訴求。這些訴求有如幽靈，好似神祗，游蕩於社會生活中，漂浮於民族上空，啟示人們去感受憂傷、悲哀、痛苦，啟迪並激發人們思索、尋覓、探求，醞釀奮起、躍動、抗爭。而每當這個時候，總是會應時代之召喚、民族之養育、人民之催生，產生一批民族精英，他們是民族的感應神經，是民族的思考人和代言人。其中，尤以作家、藝術家為斥候、為靈魂。他們的作品，便成為表達民族精神、民族命運和民族願望的民族文本。正如一位美國學者所說，這種文學“可供人們解讀一國之文化，這些作品本身，也融入整個民族的DNA”。
魯迅的文學作品就是一種表達民族精神、民族命運和民族願望的民族文本。我且先從讀者接受方面來加以証實，以為直接論証的准備。
在中國的魯迅接受史中，一代代讀者從魯迅作品中期盼也確實獲得的是對民族命運的關懷、對人民自由解放的追求、對敵人的恨和對人民的愛。其中，包含對於中國歷史的深刻感知、對於中國文化的深刻體認和對於中國國民性的切膚感受。與這一切緊密聯系的，還有培育了中華民族在救亡圖存中最需要的愛憎分明、堅貞不屈、鍥而不舍的精神品格。幾代中國人，在魯迅作品和魯迅精神以及魯迅品格的哺育下成長﹔魯迅的深刻影響，對他們的成長和成就所發生的重要作用的眾多事實，成為魯迅作品是20世紀中國的民族文本的最有力而切實的証明。
國外的魯迅接受也是如此。國外的讀者和研究者，讀魯迅，就是讀中國﹔研究魯迅，就是了解中國、認識中國、研究中國。在這方面，表現最為突出的是日本，他們很早就提出了魯迅文本的社會改革意義，以及為此而具有的社會批判的品性。從1921年第一個向日本推介魯迅的清水安三贊揚魯迅痛苦地“詛咒了真正黑暗的人生”“一股腦地將中國的舊習慣和風俗加以咒罵”。后來，山上正義又指出：“（魯迅）以阿Q這個農民形象為中心，描寫了中國農村、農民、傳統、土豪和劣紳。特別是描寫了他們和辛亥革命的關系，一言以蔽之，它深刻地描寫了這次革命的實質到底是什麼。”這些評論，把魯迅文本同現實的中國、中國社會和它的“國民革命”的實質聯系起來，指出了魯迅文本深刻的民族性和革命意義。更具深刻意義的是，第一本《魯迅傳》的作者小田岳夫，把魯迅與孫中山相提並論，指出魯迅是“可以和孫文匹敵的重要人物”。魯迅著意於“人民從心靈的遲鈍中解脫出來”，魯迅是“絕望的，憤怒的，不屈的和憂郁的”，他的痛苦“遠勝於孫文”。小田岳夫進一步深化到魯迅文本作為民族文本的思想文化和心靈改革的層面。
韓國的魯迅研究和魯迅接受，是東亞的魯迅接受中，日本之外的另一個大支系。韓國引領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變革運動的知識精英，都是懷著虔敬之情的“魯迅接受者”，是在魯迅的中國民族文本的教養和鼓舞下，引導本國改革運動的進展的。韓國著名魯迅研究家朴宰雨指出：韓國“20世紀的魯迅接受”可以這樣地來概括：“戰后竹內好等日本知識界不少從魯迅那裡發現現代的出路……韓國知識界呢，也很早就接受魯迅，從魯迅的文學與思想裡發現覺醒封建意識的資源、反封建斗爭的精神武器，進而發現和帝國主義壓迫者法西斯斗爭的銳利的思想武器。（參見《韓國魯迅研究論文集·序一》）他們從魯迅作品中體察民族災難和反抗精神，鼓舞斗爭勇氣。
歐美世界對魯迅的接受，其核心解讀和基本文化詮釋，也是魯迅對舊中國的社會批判以至擴及對中國傳統社會的揭示與批判，以及人民的苦難與奮戰。1925年第一個將《阿Q正傳》俄譯的瓦西裡耶夫（中文名王希禮），在譯序中說：魯迅“把自己的諷刺不僅刺向1911年的革命，而主要是指向中國的舊文化和中國的社會。”法國作家羅曼·羅蘭在讀到敬隱漁的《阿Q正傳》譯本之后，特意請了一位攻讀文學碩士學位的中國留法學生閻宗臨，為他解釋魯迅的作品，並以此了解魯迅和中國。羅曼·羅蘭也是從讀魯迅中了解中國，並且把中國的革命和法國大革命聯系起來思考和評論。
以上，僅僅簡略舉幾個例証，即足以窺見在跨文化傳播中，在異域的中國文學接受中，魯迅和他的作品，是一個受到重視和給予高度評價的藝術世界和文化境域，其原因就在於他的作品是中國的民族文本﹔他的作品的社會與文化蘊含，滿足了民族文本的主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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