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作品的“民族母題”
中國在經歷了自從鴉片戰爭后累累受挫、喪權辱國以來，特別是在經受著馬克思所說的，先被鴉片麻醉然后才把他們從世代相傳的愚昧狀態中喚醒過來這樣一個過程之后，開始並日益深化地進入“民族的自我認識時期”。黑格爾曾說“自我認識是民族精神的最高成就”。中華民族此時正開始進入這個民族精神最高成就的歷史時期。整個民族，自覺或不自覺地在思考本民族最缺乏的是什麼，落后和挨打的原因是什麼，應該怎樣來改變這種可憐可悲的命運？即使那些處於愚昧麻木狀態中的廣大“庸眾”，在蒙昧無知中，也在心底深處，期盼改變現狀。但是，唯有先覺者、具有熱切愛國之心和民族精神覺醒的人，獲得最豐厚，也應答最強烈。魯迅屬於這種覺醒的民族兒女群，並走在前列。
從“第一個睜開眼睛看世界”的林則徐，到王韜、容閎到嚴復、梁啟超，一個個先覺者在比較文化的啟動下，進入民族覺醒並催動整個民族的覺醒，魯迅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先在南京求學，受到革新浪潮的洗禮，並接觸到一般西方文化特別是以進化論為代表的西方新思想。更重要的是到日本留學以后，就近觀察、體驗到“脫亞入歐”后大膽充分吸收西方文化之后的日本文化，並通過“日本橋”接觸、體察到西方文化、西方思想新潮。於是進入民族思考人的角色，思考著民族的命運與前途並苦苦探尋其出路。正在此時，發生了“幻燈片事件”，激發他改變人生道路，棄醫從文。魯迅思考和選擇的出發點和歸宿，都是國家民族的命運和前途這樣的“民族母題”。從這一點出發，他選擇了以文學來喚醒國人、改變他們的精神，而以此救國救民的道路。從創作心理學方面來看，魯迅創作意識的形成及其構造，即是以“文藝：醒民—救國”為基石和特征的。他未來的文學文本的性質，在此時就已奠基。這是魯迅的特異之處，也是優異之處和高於其他作家之處。
此后不久，他便退學赴東京寓居，自學，辦雜志，翻譯和寫作，開始從事文藝運動。隨后，從1907到1908年，他先后發表了我稱之為“東京四論”的《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和《摩羅詩力說》這四篇論文。這便奠定了他的作品的民族文本的思想理論基礎。此“四論”，從人與人的歷史，到科學，到文化，到人的精神，介紹西方文化源流與當代思潮，抉其大纛與新潮，屬目西方，隱擊故國。
《人之歷史》介紹標舉進化論，論証進化之必然，促醒國人，秉此新論，刷新心跡，追尋民族進化之途。在《科學史教篇》中，魯迅在給科學之偉力以崇高評價之后，隨即從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地提出了“美上之感情”和“明敏之思想”的極為重要，決不可忽視。否則，人的精神漸失，人性入於偏狹。這樣，“舉世惟知識之崇，人生必歸於枯寂”。這時候，“所謂科學，亦同趣於無”了。這就是說，科學技術知識固然重要，但決不可偏廢，忽視丟棄了人文知識和精神文明。《文化偏至論》全面地論述文化問題並涉及其發展規律之探討與究詰，特別是對於人的精神的矚目。他認為，中國處此危境，根本在於振拔人之思想與精神，“黃金黑鐵”不足以救中國。接著，他便遠察西方之新思潮，近體中國之實際，分析世界思潮與本民族需求之間的關系，並及於去取之方略。他甚至提出了建立“人國”的偉大而深刻的理想：就是要使“沙聚之邦”“轉為人國”。
“東京四論”的最后一篇《摩羅詩力說》，則進一步從科學進到文化，又從文化一般，進到文學的深層面。通篇在歷述歐西、俄羅斯諸民族杰出詩人之思想、藝術與事跡之后，總結他們的品性、言行、思維，認為他們是“精神界之戰士”。他以期盼之心，誠摯地發問：“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有作至誠之聲，致吾人於善美剛健者乎？有作溫煦之聲，援吾人出於荒寒者乎？”又深深地感嘆：“而先覺之聲，乃又不來破中國之蕭條也。然則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沉思而已夫！”這是發自心底的民族之聲與民族浩嘆！發人深省，故稱其為民族文本。
“東京四論”，構成了一組完整的中華民族20世紀初葉的理論思想民族文本。
每個民族、國家的改革，均必歷經三個依次遞進的階段和層次，即“器物層改革”到“制度層改革”，再到“文化層改革”。當然，這樣三個階段（三個層次），是大體遞進而又疊進交叉的。中國在20世紀初，以洋務運動為代表，器物層改革已經取得客觀的成績和達到相當的水平，制度層的改革，則亦已顯露端倪甚至擺到日程上，故先有戊戌政變法之發生，而繼其失敗之后，又有了章太炎更有孫中山的革命論出和革命運動的興起。至於文化層的改革，其實也已經隨著這兩個層次改革的進展，而提到日程上，呈現為民族母題的內蘊了。不過，當時的改革運動和革命運動的領導者們，目力所及，著力之處，以至在思想境界上，均注重發展實業、富國強兵、堅船利炮、警察法政、立憲國會等等議題，而於文化，於國民文化心理性格，卻未顧及，或涉及之而未放到重心位置，甚至尚未達到這一覺醒層次。而魯迅則否。他在注意並認可器物層改革和制度層改革的同時，更注重文化層的改革，也就是更注意民族文化的棄舊布新、革故鼎新，即他所提倡的“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他認為這才是“本”，而其他則為“末”。他的這種文化覺醒，正是中華民族自身的文化覺醒的“個體性反映”，也就是“人格化反映”，是這種民族覺醒在民族思考人身上的突破和表露。這一方面表現了魯迅作為民族思考人的優異秉性，另一方面也再次証明他論文的民族文本的稟性。他的系列論文，反映了整個民族的文化覺醒﹔他的系列論文的“如入無人之境，應者寥寥”，則又反映了全民族文化覺醒程度之不足和遲滯。這些表明了魯迅在思想境界上的前衛與前瞻。因為，文化層的改革，在中國的實際社會發展中，要到五四運動時期，才作為民族革新的任務，提到日程上來做“歷史實踐的運作”。
當然，魯迅在此時期，創獲和“提供”的民族文本，還是文學、文化理論形態的文本。這既取決於他個人的主觀狀態，又受制於當時的時代條件和民族的歷史境遇。
這時的中國社會還沒有醞釀成熟文學創作的客觀條件和文化境遇。尤其是從傳統民族文學表達到近代的轉換，再向現代的轉換，還要等待歷史條件的出現。民族現代文學之花，還要等待能夠培育和生長民族文學、民族文化之花的土壤出現。這一歷史的與時代的條件，是經過辛亥革命的勝利和失敗帶來的，民族從短暫歡欣到新的憂傷之后，要經過從1915年開始出現的新文化思潮與實際運動興起之后，才能出現。
魯迅等到了這一天的出現。
經歷過辛亥革命的勝利和失敗，經歷過五四新文化運動初期的醞釀和發動，魯迅在短時期沉默之后，以小說《狂人日記》的問世為標志，走上了文化征戰的疆場。
《狂人日記》是一個民族寓言。“狂人”，是這個民族寓言中的典型形象，一個寄寓著民族症候和“時代氣候”的文化符號。他以寓言的體式，揭示了那種以愚民政策施行精神虐殺的“吃人”的歷史本質，又以“狂人”的形象，帶有寓意和象征性地表現了“狂人”以覺醒之聲呼號和呼喚人們警覺，他以舍己救人的志士心拯救同胞，卻被以對待瘋子的心態與手段，加以管制和扼殺這樣一些寓意—寓言的方式和藝術形態，高度濃縮地表現了中國當時的社會現實和民族心理狀態。這一民族寓言，從本質上反映了中國的現實，而實實在在地成為深刻的民族文本。並且，從國外研究者的論著中，也有認為這也是“亞洲民族寓言”的。
繼《狂人日記》之后問世的《阿Q正傳》，則以細節寫實式的敘事，寓言式地表現了另一種意域更廣泛也更深刻的民族寓言和民族文本的本質。它創造了一個社會內涵更具體實在、生活細節也更具體實在、人物形象也更寫實和具體的“寫實文本—寓言文本”，是兩種文本的結合與匯融。而且，創造了阿Q這個既寫實又含寓言意蘊的不朽社會典型與藝術典型。《阿Q正傳》作為民族寓言—民族文本的思想特征和藝術特征，使它既具有社會生活的寫實性，又有在寫實部分的象征性和寓言性。
《阿Q正傳》作為民族寓言，有著真正意義上的宏大敘事性。這不僅表現在他在作品中，把辛亥革命本身，把這一民族民主革命前后的中國社會，納入他的敘事境域之中，而且，作品還以寓言的形式，涵蓋了中國的社會結構、階級階層關系以及倫理關系，涵蓋了中國的歷史與文化狀態和性質，還涵蓋了中國的傳統話語權的分置與階級分野，涵蓋了中國的意義世界與人生情境。它以寓言的形式，構筑了一個“中國：歷史—社會—文化圖景”。《阿Q正傳》之為一個民族寓言—民族文本，從總體上說，就是它把中國歷史、社會、文化，中國的道德倫理和意義世界，中國的人生，中國有關革命的話語和實踐，統統納入了他的小說文本的象征系統和意義系統。它的隱喻、象征、變形、反諷等等，都具有涵蓋廣泛和深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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