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勒“中國大眾的靈魂”
上世紀30年代的上海，是中國現代化和現代性的“樣板”“模式”“范型”。全國唯上海“馬首是瞻”。然而，另一面的上海屹然而立——古舊、保守、落后、愚昧、倒退。幾乎所有中國傳統文化的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惡疾、症結、癰瘤，在這裡都有一般的和特別的表現以致惡性發展。而且，它還有“習得”、接受西方文化的外來的菌群、病毒和其他毒素，特別是舶來品中本非壞貨而在中國語境中壞掉的變態與變種。於是乎上海文化，中西合璧、古今雜陳、泥沙俱下、魚龍混雜、良莠齊發。傳統文化的精華與糟粕、西方文化以及它的優秀傳統部分和現代化成分還有腐朽部分、特殊的殖民地文化、對抗殖民文化的抵制反抗的文化、諸多文化成分混合匯融的雜種文化，以至日本文化、印度文化，當然，同時還有強勢發展、影響深遠、表現了時代精神進步傾向、民族骨氣和精神的革命文化，以及它與進步文化的聯手合流……不一而足，文化大混雜。然而，總其文化景觀，則是以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為深層次根基，以現代文化為引領，以革命文化和進步文化為骨干，總體傾向是前進、發展、進步、現代化。
魯迅正在此時期，選擇定居上海，並在此從事文化創造、文化運動和文化斗爭。魯迅在對復雜而混亂的上海社會的現代性，有了深刻觀察和感受之后，在對30年代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有著及時接觸和接受、體察和感應的基礎上，以及在對現代性上海社會現實的反映和批判中，他合理地醞釀成就了后現代的文學因素及其創作表現，即一種對現代性予以批判的積極的后現代文本。這是30年代中國所能產生的最先進的現代民族文本。魯迅的這一民族文本，取用了兩種文學文本形式：小說和雜文。這就是他的小說集《故事新編》和后期雜文中從《三閑集》到《且介亭雜文末編》9本雜文集，其中，尤為突出的是《花邊文學》《准風月談》《偽自由書》和三部《且介亭雜文》。
《故事新編》以充分的后現代意識和不易覺察的后現代筆觸的表現方式，顯示了后現代文學的犀利的批判精神和對上海社會——也是中國社會的現代部分的“現代性弊病—偽現代—封建性、現代性混雜的異化現代性-中國傳統文化基礎上的附著現代性”的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故事新編》用后現代的意識和藝術手法，揭示、體現、解剖了上海作為中國的現代化和現代性樣板，所存在和顯現的傳統的摻雜與沉渣，對現代化與現代性的誤讀、曲解、扭曲和改塑等等，體現為上世紀30年代、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的民族文本的意義和價值。
不過，魯迅在上世紀30年代對於中國式現代化和現代性的批判所構成的中國的民族文本，其主要文學形態，還是他所獨創的雜文。魯迅說，他的后期雜文，“內容還和先前一樣，批評些社會的現象”，即貫徹他的“社會批評”與“文明批評”兩個相結合的文學、文化宗旨，也是兩面旗幟。他多次在他的雜文集的序或跋中，論及自己的雜文的性質。他說他“論時事不留情面，砭錮弊常取類型”，又說：“我的雜文，所寫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來，已幾乎是或一形象的全體。”他說：“‘中國大眾的靈魂’，現在是反映在我的雜文裡了。”用這些來概括他的雜文的總體和實質，是很准確、很貼切的﹔而實際上，這也就體現了魯迅雜文的民族文本的性質。
上世紀30年代的中國，現代化和革命化，是中國社會的兩個宏大景觀，也是兩大民族母題。而同時，面對侵略，面對反動統治，面對后者的不抵抗，救亡圖存的愛國群眾運動和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烈火，風起雲涌，漸益燎原。這樣，現代化、革命化和反抗侵略、反抗反動統治，就成為緊密連接、互相滲透的三位一體的社會症結和民族母題。
魯迅的后期雜文，特別是從《二心集》到《且介亭雜文》及其二集和末編的雜文，總體上，就是圍繞著這“三位一體的社會症結和民族母題”，議論、剖析、揭露、批判、抗擊和呼號的。由此而構成他的新的民族文本。正如他自己所形容的：這批雜文“是匕首，是投槍”，是“東方的微光，林中的響箭，冬末的萌芽”，它們“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雖不是“史詩，其中有著時代的眉目”。雜文像“小小的顯微鏡的工作”：“也照穢水，也看膿汁，有時研究淋菌，有時解剖蒼蠅。從高超的學者看來，是渺小，污穢”，但是“和人生有關”。這些雜文“和現在貼切，而且生動，潑剌，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這些對雜文性質的論定，客觀上也是對魯迅雜文品性的論斷，恰當地表達了魯迅雜文的民族文本性質。
對於上海的文化現代性怪胎——西崽文化和流氓文化，魯迅也作了簡潔、透辟而辛辣的揭露和批判。“依徙華洋之間，往來主奴之界，這就是現在洋場上的‘西崽相’。”他們出則西裝革履，操洋涇浜英語，入則長袍馬褂，之乎者也，拉胡琴、唱京劇。他們是古今洋中文化的雜交與混合。這種文化，失去了中華文化傳統的幽深與高超，於西洋文化又隻得其皮毛與劣質。這是現代性獲得中的異化。
流氓文化是另一種形態的變異文化，較之前者，他更多中國因素。魯迅指出，“殖民政策是一定保護，養育流氓的。……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寵兒，——不，寵犬，其地位雖在主人之下，但總在別的被統治者之上的。”
魯迅的后期雜文，尤其30年代之后直到逝世前的雜文，以一種由他獨創、又由於他而達到文學高峰的特殊文體，形象、深刻地反映了中國的社會現實和民族心理，包括其正反兩個方面，而構成當時中國的民族文本。
由於這些雜文的高瞻遠矚和深含文化意蘊，使得它們至今依然保留著現實的意義。這是魯迅作品作為民族文化積澱，作為珍貴文學遺產的深刻體現。
（彭定安 1929年生，江西鄱陽人。曾任遼寧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東北大學文法學院院長、中國魯迅研究會第三屆理事會副會長、遼寧省魯迅研究會會長。現為遼寧社會科學院資深研究員、東北大學文法學院名譽院長、遼寧省社聯文聯暨作家協會顧問、遼寧省文史研究館館員，主要著作有《魯迅評傳》《突破與超越——論魯迅和他的同時代人》《魯迅雜文學概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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