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心目中，父親是了不起的英雄。13歲上初中時，父親就因參加進步活動，進了國民黨陝西省監獄。1962年，他因小說《劉志丹》遭遇康生誣陷，蒙受不白之冤16年，其中“文革”冤獄7年半。“文革”期間，家人包括我們這些孩子無法探望他。當時，社會上傳說很多：有說他提著花崗岩的腦袋去見馬克思了﹔有說他一次批斗以后重病而死了﹔還有說他自殺了，或失蹤了，眾說紛紜，杳無音信。我們一家人心上陰雲籠罩：父親可能早已走了，早已不在人世了。
直到1972年，我們一家人利用春節千辛萬苦聚首北京，打聽到羅瑞卿伯伯的孩子們通過給周總理寫信的方式與羅伯伯重逢相見，全家人才重又燃起希望，一起商量說：我們也給周總理寫信。給總理的信發出時間不長，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來人了，其中兩位還是父親擔任國務院副總理時候的老人。來人傳達總理的批示說：你們的父親還健在，不久會安排與家人見面。我們既興奮又激動，相約見到父親時，誰都不許哭，不讓父親擔心。
1962年，父親蒙冤時，我才6歲，離開父親時，我才9歲。在我心裡，父親早已是一個遙遠的、可思而不可見的夢。夢裡的父親一頭烏發、身材偉岸，既威嚴又慈祥，可當他一旦走近，我扑過去要抱住他時，他卻消失了。7年后，得知他還在人世，我悲喜交集，見父親的前夜，竟一夜無眠，浮想聯翩：父親的形象一次又一次被我重新描摹，父親見我的第一句話一次又一次被我反復猜測……
見到父親時，我震撼了。父親與我幼小心靈中的父親形象已截然不同：一頭烏發已然不見，瘦了，蒼老了，兩鬢斑白。他凝視著我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可誰都沒想到，父親與全家人相互打量著，見到我時，他問的第一句話竟然是：“你是近平還是遠平？”聽到他這樣問我，大家都哭了，父親的淚水也奪眶而出。他一面擦著眼淚一面說：“我高興！這是我高興的眼淚！”唐朝詩人賀知章有詩雲：“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7年生離，我識父而父不識我，真是徹底顛覆了詩人的語境。一家人最大的欣慰是父親依然健在。與父親團聚，長相厮守，是此刻全家人唯一的期盼。一家人感到最振奮的是：雖然歲月無情，但父親依然是一派壯心不已的氣概，我們放心了。
只是，我們心裡都有一個疑團：這麼多年，沒人探望，沒人說話，遠離親人，與世隔絕，“他是怎麼熬過來的？”后來，聽他慢慢談起往事，我們才知道，對父親那些沉重歲月的表述，用“熬過來”這個說法是個天大的謬誤。
身在冤獄，父親對人民、對黨的信念沒有過絲毫動搖，他一直准備著為親愛的人民、敬愛的黨繼續工作。他說，馬克思的晚年，不是背誦拉丁文的詩歌，來保持敏銳的思想和記憶嗎？沒人說話，我就對自己說話！他開始背誦《矛盾論》、背誦《實踐論》、背誦“老三篇”，不但磨礪思想，也磨礪語言。慢慢地背誦如流，晝夜不舍，晨昏無輟，本應度日如年的日子，就這樣不知不覺地悄悄流走了。
為了保持一個好身體，父親堅持了長年鍛煉，把枯燥的身體鍛煉做成了一天最愉快的事情：每天，他先是做一日兩次的斗室轉圈，先邁步正著轉圈，從1數到10000，然后退步倒著轉圈，從10000倒數到1﹔接著，他用肩膀撞牆，用后背撞牆，用拳、用掌擊打全身﹔最后，仰面躺在床上，做仰臥起坐。仰面躺著，是當時監管方要求的睡覺姿勢。監管方固執地認為，側身睡不易觀察到自殺行為，堅持要求被監管人仰面睡。為了這個“奇葩”規定，父親仰睡了多年，上千個日夜，這需要多大的意志力啊！我想，父親的身體鍛煉中奇特地增加了“仰臥起坐”的情節，肯定是為了對這個“奇葩”規定“以毒攻毒”。
還是為了有可以持續作戰的身體，父親對自己多年抽煙的習慣也實行了“嚴格管制”。他原來每天要抽兩包煙，逐步減少到每天隻抽一支煙。早飯后，點燃煙，隻抽上一口就掐滅﹔吃完午飯，點燃再抽，這次，抽到一支煙的一半，又掐滅，放在一邊﹔晚飯結束，才是他真正享受抽煙愉悅的時間：這次點燃煙后，可以抽完余下的半支煙，直抽到手指掐捏不住煙卷的時候。
沉冤得雪的父親回到戰友們身邊時，大家都十分吃驚。小平和葉帥當時就愣住了，葉帥說：仲勛同志，你16年備受磨難，身體竟然還這麼好？！毫無疑問，父親在逆境中長年砥礪的敏捷思維和健康體魄，對他后來主政廣東，大膽施行改革開放，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石。
及至年齒漸長，閱世日深，我對父親蒙冤人生中鍥而不舍的身心砥礪有了更深的理解。16年蒙冤，父親為什麼能夠天天如一地無畏面對，是因為在他心裡，人民至上，黨至上，為黨和人民而戰斗、奮斗，是他心裡的無上快樂。“戰斗一生，快樂一生，天天奮斗，天天快樂”，這16個字是他晚年對自己一生的總結。順境如此，逆境亦如此。在這樣無私的精神世界裡，個人榮辱得失毫無位置。無私方能無畏，父親蒙冤生涯中的無畏，正是源自他的無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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