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與群眾一起排隊買魚
“面對新形勢、新情況、新問題，為了更好了解廣東省情，抓住廣東存在的主要問題，發展廣東經濟，除了安排主要活動，習仲勛還非常重視到基層調查研究。有時候，他會一個人到基層走走，了解老百姓的生活狀況。”
琚立銘說起了這樣一個小故事：習仲勛剛來廣東時，住在珠島賓館4號樓，交通科門口有個賣魚賣肉的小檔口。那時買魚買肉要憑票購買，要排隊。有些老人家凌晨三四點就去排隊，為了方便，有人就放個小磚頭、拿個小凳子佔位。有時習仲勛也在早上五點多鐘和群眾一樣去排隊，體驗群眾的生活。后來，他在省委會議上說：“廣東四季常春，是魚米之鄉，魚米之鄉沒魚吃，買來的剝皮魚過去都是當肥料撒在地裡的，現在都是香餑餑。這樣不行，一定要解放思想，搞社會主義不是貧窮，要盡快提高生活水平。”
在習仲勛的領導下，廣東在全國率先放開政策，縮小統購統銷的商品品種，從100多種減少到20多種，最后減少到8種，這樣一來，物資大大豐富了，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
李軍曉講起了另外一件事：1978年7月到8月，習仲勛先后考察寶安和梅縣、汕頭、惠陽地區的21個縣，他接觸了很多老百姓和基層干部，了解到了許多歷史的、實際的情況，掌握了大量一手的鮮活的資料。在聽取寶安縣領導關於吸收外資搞加工業、小額貿易的工作匯報后，他立即鼓勵當地干部：“說辦就辦，不要等”，隻要能把生產搞上去，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就干，不要去管它什麼主義，有好的地方我們就要學。
部署建立深圳珠海“貿易合作區”
歷史的進程往往是多種因素促成的，廣東特有的偷渡問題或許是廣東能率先改革開放的其中一個特殊因素。
習仲勛對“左”的一套深惡痛絕。1979年1至5月，廣東偷渡香港的問題達到歷史高點，其中最嚴重的是深圳所在的惠陽地區，外逃人數佔全省的60%以上，逃港被作為敵我矛盾來處理。為此，習仲勛到當時的寶安縣進行調研，發現一河之隔的香港和內地兩邊生活水平相差懸殊，外逃人員是去討生活了。習仲勛認為，“這是我們長期‘左’的路線和‘左’的政策帶來的惡果，這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是敵我矛盾”，“要怪就怪我們沒有把群眾生活搞好，沒有制定好的政策來維護他們的利益。”
針對深圳的特殊情況，習仲勛提出了發展多種經營，大搞補償貿易、外來加工，辦出口加工區，希望用這些辦法盡快促使解決當地的貧窮落后面貌。正是這個要縮小內地和香港之間差距的為民謀利的想法，即搞“貿易加工”、創辦“貿易加工區”的改革新思路，成為開創經濟特區戰略的先聲。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后，廣東就在習仲勛帶領下開始摸索“貿易加工區”的具體辦法，醞釀建立大規模出口基地，部署在深圳、珠海兩地成立“貿易合作區”。
“習老看問題看本質抓要害，”琚立銘告訴記者。改革開放初期，港澳華僑以及台商來廣東考察，在一次外經貿的會議上，習仲勛直率地說：“現在，人們都說你們來祖國投資，第一是愛國，第二才是賺錢。此話不對，你們實際上第一是賺錢，第二才是愛國，不賺錢你們愛什麼國。”那些華僑就笑了：“習書記講得對，我們來投資，當然有愛國心，但是不賺錢，誰來呀。”
這一時期，一直縈繞在廣東決策者頭腦中的一個問題是：香港彈丸之地，80%以上是廣東人，為什麼香港能把經濟搞好而廣東卻不行？省委研究認為，根本的出路是向中央提出，給廣東先行一步的政策。如果中央給廣東一些特殊政策、機動余地，廣東人民完全有能力把經濟搞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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