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廣東先走一步
1978年12月，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這給廣東的決策者以巨大的鼓舞。李軍曉認為，中央此時已經形成改革開放的共識，正在尋找向“活”的方面改革的途徑和突破口，探討打開國門、與世界接軌的可能和方式。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張志功回憶道，習仲勛不失時機發言說：現在中央權力過於集中，地方感到辦事難，沒有權，很難辦。接著又明確提出：“廣東毗鄰港澳，華僑眾多，應充分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積極開展對外經濟交流。這方面，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干。”這就是后來廣為流傳的“習仲勛向中央要權”的歷史佳話。
會議期間，習仲勛還去了鄧小平家，向鄧小平匯報提出廣東開放搞活的設想，要求中央同意在毗鄰港澳的深圳、珠海、汕頭興辦出口貿易加工區，得到鄧小平的贊同。那一天，秘書張志功是隨習仲勛去鄧小平家的，“習書記談話出來那種高興的神態是平常很少見的，顯然他為能得到小平同志的支持而大受鼓舞。”
6月6日，廣東省委向中共中央、國務院上報《關於發揮廣東優越條件，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報告》。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的兩個報告（《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於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即中發〔1979〕50號文件）。在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中，同意試辦深圳、珠海、汕頭三個出口特區。這一歷史性的文件，拉開了廣東改革開放和經濟特區建設的序幕，吹響了廣東“先行一步”的進軍號。
干工作不怕得罪人
習仲勛主政廣東的風格是雷厲風行、敢闖敢干。在中央決定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后，習仲勛對廣東的干部說，現在不是搞不搞的問題，也不是小搞、中搞，而是要大搞、快搞，不能小腳女人走路。
因為他性子急、要求嚴，有一次開民主生活會，省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王全國就向他提意見：“仲勛同志，你性格太急躁，要求太急，以后要改正。”習仲勛當時在會上沒有反對。過后，琚立銘陪他散步時，他說：“小琚啊，全國同志說我性子急，要求嚴，我還算急嗎？我哪有周總理急呀，周總理上班交代的事情，還沒下班就來問落實的情況，我還沒有周總理急呢！”
琚立銘告訴記者這樣一件事：1980年1月，鄧小平在一次會議上作了《關於目前形勢和任務的報告》，書記和省長都去北京參加了會議，回來時帶的是記錄稿，不夠准確。為了盡快准確傳達會議精神，習仲勛晚上就急忙打電話給中辦主任馮文彬：“小馮啊，小平的講話定稿沒有？”馮文彬答：“我剛剛從鄧小平家出來，小平同志剛剛定稿。” 習仲勛就說：“那你晚上馬上用電話傳過來。”那時不像現在有很方便的傳真設備，要對方在電話裡說一句，這邊記一句，很麻煩。晚飯后，琚立銘和張志功等人就對著電話記錄，一直忙到第二天早上7點多才記錄完，交到習仲勛手上。八點半在中山紀念堂開干部大會，習仲勛就按鄧小平同志的定稿，原原本本地傳達了一遍，這在全國是最早傳達的。
在廣東開展工作需要很大的魄力，要排除很多阻力。“習書記是個很有魄力的人，比如為‘地方主義’案件平反，當時很多南下干部是想不通的。習書記頂住各種壓力，讓李堅真大姐專門成立了落實政策辦公室，來處理具體工作。他身上就是有著這種大無畏的精神，不怕得罪人。”
正當廣東甩開膀子大干的時候，1980年底，習仲勛奉調中央工作。琚立銘對記者說，習仲勛從個人感情上講舍不得走，他說廣東改革開放才開頭，老百姓剛剛嘗到甜頭，真想留在廣東這片熱土上繼續搞改革開放。臨別，習仲勛不無遺憾地對接棒者任仲夷表示：“我還未盡到責任，不想這麼快走，我想把廣東建設得更好，再交給你。”
王全國對記者說：“改革開放到今天，改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下定決心，無懼困難是任何時候都必須的。當年仲勛同志對體制改革的迫切的心情和破釜沉舟的決心，在大會小會上，甚至私底下都表露無遺。以仲勛同志為班長的廣東省委，團結全省黨的組織和廣大干部群眾，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從廣東的實際出發，積極爭取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率先進行試驗、開拓，為廣東后來的改革開放和高速發展奠定了基礎。”（圖片均摘自《習仲勛傳》）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