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 晉
毛魯之心，何以相通
毛澤東讀魯迅的書，共鳴深深，在思想情感方面息息相通。究竟怎樣“相通”，或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
一是在文化革命上的共鳴。
這裡說的文化革命，和20世紀60年代作為運動的“文化革命”，不是一回事。五四新文化運動高揚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批判傳統的舊文化，由此開啟了現代中國的文化革命和創造新文化的過程。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新生代”，毛澤東在思考新民主主義革命時，總是把文化革命放在突出的位置。《新民主主義論》是系統的理論成果，原本的題目，就叫《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在這部論著中，毛澤東提出，魯迅是五四以來“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旗手”、“主將”、“代表”、“方向”這樣的用詞，反映了魯迅在文化革命領域的地位和價值，是別的任何人都無法替代的。
我們知道，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起重要作用的幾個代表人物中，陳獨秀參與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后來逐漸離開了文化革命領域﹔胡適在文化領域的作為雖然不小，但其思想軌跡顯然和中國共產黨是兩條路子﹔也隻有魯迅，依然在文化領域不斷戰斗，不斷前進，且思想軌跡同毛澤東的主張，頗為接近，都特別重視通過文化革命推動文化轉型，倡導建立民族的新文化。毛澤東讀魯迅著作，在這方面獲得共鳴，實為必然。
二是在透徹分析中國國情問題上的共鳴。
魯迅和毛澤東，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一個是“主將”，一個是“前卒”，他們都飽讀詩書，對歷史文化有深入的研究，對老中國社會都有深刻的認識，對舊的思想道德都作過分析和批判。對幾千年封建壓迫，魯迅概括為“吃人”，毛澤東概括為政權、神權、族權和夫權四大繩索。他們都注重對中國社會進行思想啟蒙。魯迅以“精神界之戰士”的身份，努力於“改造國民性”﹔毛澤東早年組織新民學會，宗旨是“改造學術與人心”。毛澤東在《論魯迅》中說，魯迅是從正在潰敗的封建社會中出來的，會殺回馬槍，朝著他所經歷過的腐敗社會進攻，“畫出了黑暗勢力的鬼臉”，“他簡直是一個高等的畫家”。毛澤東很欣賞魯迅分析批判中國社會問題時，在方法上的深刻辯証，事實上這也是他和魯迅的共同特點。
的確，無論是批判舊中國，還是建設新文化，都是很艱巨很復雜的事情，絕不是提出一些脫離實際的單純口號，就可以大功告成，更不是越激進越好。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時期，因為立足於中國國情，在大量深入的農村調查的基礎上，探索中國革命的新道路，卻被黨內的教條主義者戴上“右傾”、“保守”和“狹隘經驗論”的帽子。這個遭遇，很像同時期的魯迅。大革命失敗后，左翼文化界在關於“革命文學”等一場又一場的爭論中，創造社、太陽社的言辭很激進，對魯迅的批判攻擊也很激烈，給魯迅戴上“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紹興師爺”、“墮落文人”的帽子。
魯迅的主張看起來不激進，恰恰是因為他對中國社會文化的認識更深刻和辯証，由此對創造社、太陽社的反批評，也就非常到位。比如，在《上海文壇之一瞥》中，魯迅說革命文學運動的錯誤，“第一，他們對於中國社會，未曾加以細密的分析，便將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才能運用的方法，來機械地運用了。再則他們，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將革命使一般人為非常可怕的事，擺著一種極左傾的凶惡的面目，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都得死，令人對革命隻抱著恐怖。其實革命是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對這樣的反批評，毛澤東極為欣賞。1972年11月同武漢軍區和湖北省黨政負責人談話中，他對魯迅與創造社分歧的高下，作了評價：“創造社不那麼高明。魯寫的《上海文壇之一瞥》，就是罵創造社的，后來郭沫若就寫《創造十年》駁他，駁得沒勁。”毛澤東評價左翼文化界的這段公案，或許會想到自己在中央蘇區時期的遭遇。事實上，就在魯迅寫《上海文壇之一瞥》的前一年，毛澤東為反駁“左”傾教條主義，寫了一篇《調查工作》，后來改名為《反對本本主義》，提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這和魯迅的反批評，實為異曲同工。
關於毛澤東和魯迅在深刻了解國情這個問題上的共鳴，有兩個文化界的當事人的看法，是很到位的。
一個是蕭軍。他在1944年3月22日的日記中說：“魯迅——對於中國國民性認識底深刻性，韌性，戰斗的精神，嚴肅性，深沉性，這和毛澤東底對於中國社會、歷史、政治認識的全面性，政治學說，策略運用的靈活性，忍耐的能容的力量——正是對照的。”
再一個就是曾經批評過魯迅的周揚。在1977年4月發表的一篇接受採訪的文章中，他把魯迅和毛澤東放在一起評論說：“我們談魯迅的功勞，一個是對社會的了解確實深刻，一個是豐富的歷史知識。這兩條是很厲害的。毛澤東的偉大也是這兩條，其他的許多革命家就不如他。毛澤東、魯迅，對社會、歷史的了解是非常透徹。因為這種了解，所以對馬克思的理論可以用。教條主義者，像我們這些人和年輕的人吧，也許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比方說‘創造社’后期的人，都在日本讀了很多書，王明這些人也讀了些書，但是讀了不能用，關鍵就在這個問題上。因為毛澤東和魯迅對社會有豐富的了解，有豐富的歷史知識，就可以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這些問題，如果你沒有太多社會、歷史知識，你的馬列主義就隻能變成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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