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心：憶仲勛——紀念習仲勛同志100周年誕辰  

在綏師防奸運動中，我經常作為學生代表擔任大會主席團成員，運動后期參加綏師黨總支工作，擔任總支委。由此我和仲勛在工作中接觸的機會就增多了，彼此增加了了解和信任。這年冬天，他正式向我談起婚姻大事。他寫信說：“一件大事來到了”，“我一定要解決好”。他請李華生、宋養初和我談話，介紹他的情況。仲勛還告訴我，何長工同志（我在太行抗日前方抗大一分校學習時的老校長和抗大總校工作時的教育長）曾寫信向他介紹我。仲勛讓我寫了一份自傳直接交給他。當時的我，用我姐姐齊雲的話說“是一張白紙”，因此，自傳也就寫得相當簡單。有趣的是，當仲勛看到我為早日參加革命隊伍，曾盲目地從家裡偷跑過兩次而都被父親追了回去的敘述時，笑著說：“我年輕的時候也和你一樣。”但在當時，我對仲勛的歷史還不了解。他只是輕描淡寫地告訴我，他是陝甘邊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中最年輕的一個。不久，經組織批准，我和仲勛在綏德結婚了。

1944年4月28日，在綏德地委后院的一個窯洞裡，我和仲勛舉行了婚禮。這天上午各方人士來了不少，紛紛向我們表示祝賀。其中有我們的証婚人、抗大總校副校長兼教育長何長工，抗大總校負責人李井泉，獨一旅旅長王尚榮，政治部主任楊琪良，綏德專署專員袁任遠等。時任綏德地區保安處長、被稱為“中國的福爾摩斯”的布魯同志，還為我和仲勛拍了兩張照片留念。婚禮上，我和仲勛及以上幾位來賓同桌吃了一餐飯，這在當時的條件下，可算得上是很隆重了。婚后，仲勛對我說：“從此以后，我們就休戚相關了。但是，我不願意陷在小圈子裡。”我理解他的意思，在艱難的歲月裡，作為革命夫妻不可能要求彼此過多關照。這一年夏天，我從綏師畢業后，就去農村基層工作了。

在1945年黨的七大上，仲勛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繼而調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1946年任西北局書記，主持西北局工作。我后來除在中央黨校六部學習一段時間外，都在農村基層工作，並在那裡經歷了全國解放戰爭。我參加了綏德縣1946年至1948年“義合會議”前后幾個時期和延安老區的土改工作，對西北局正確貫徹黨中央、毛主席的土改方針政策，抵制“左”的干擾，有了切身體會。仲勛領導土地改革的正確做法，得到毛主席的贊同，他在仲勛提出的關於糾“左”意見的報告上批示：“完全同意仲勛同志所提各項意見。望照這些意見密切指導各分區和各縣的土改工作。”

仲勛高度重視黨群關系，經常回顧當年在創建陝甘邊根據地斗爭中黨和群眾之間建立的魚水之情和血肉聯系，說：“沒有群眾的支持，就沒有我們的一切。”他經常鼓勵我，要我安心基層工作，深入聯系群眾。在給我的信中，他寫道：“農村是一個大學校，是學之不盡的知識寶庫，用之不竭的知識源泉。”他還以自己過去開辟陝甘邊根據地時一村一村做調查、一家一戶做群眾工作的切身體會指導我，讓我重視基層經驗，並說：“如能做好一個鄉的工作，就能做好一個區的工作。”仲勛的教誨，使我更加堅定了在基層工作的決心。這個階段，我和仲勛雖然多是分居兩地，但我們的感情卻日益深厚。

1947年3月，國民黨軍隊向陝北發動進攻后，西北野戰軍在彭德懷同志和仲勛的指揮下，正確運用“蘑菇”戰術，在取得延安保衛戰勝利后，又接連取得了青化砭、羊馬河、蟠龍“三戰三捷”，使蔣介石“三個月解決陝北問題”的企圖化為泡影。

1949年3月1日，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了，是個女兒。我母親給她取名“橋橋”。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結束以后，仲勛跟隨中央機關進入北平，並參加了入城式。這一次，他還見到了剛剛起義過來的我的父親以及我的姐姐齊雲。回延安后，仲勛為我帶來了姐姐寫的家信。那一天，我高興極了。

1952年秋，仲勛奉調中央工作。他在中央工作的10年裡，先后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政務院秘書長、國務院秘書長、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等職。我帶著橋橋和二女兒安安於1952年底來到北京。來京后，我又生下兩個男孩兒近平和遠平。他們都是10個月就斷奶送回城裡家中，由仲勛照顧的。當有人稱贊仲勛是一個好爸爸時，仲勛便得意洋洋地笑著說：“我不僅是個好爸爸，還是個好丈夫。”當時我在中央黨校工作，單位離家較遠，所以和家人總是離多聚少。我們的孩子都住校或全托，家裡也沒有請保姆。為了不影響我的工作，仲勛寧願在業余時間多照管孩子們一些。他甚至要給孩子們洗澡、洗衣服。他把此視為天倫之樂，尤其是當孩子們與他摔打著玩時，仲勛總是開心極了。也許是仲勛打心眼兒裡愛孩子的緣故，所以他特別重視從嚴要求和教育子女。我們的兩個兒子從小就穿姐姐穿過的衣服和花布鞋。記得近平因同學笑話而不願穿女孩子的鞋子時，仲勛總是哄他說：“染染穿一樣。”在仲勛的影響下，勤儉節約成了我們的家風。

50年代末，在參加一次晚會的時候，我聽見有人在我身后議論說：“習副總理的夫人穿著怎麼那麼土啊！”回家后，我說給仲勛聽，他哈哈一笑對我說：“土比洋好！”我工作在頤和園附近的黨校，家住東城區，隻有在每周末才能搭乘公交車回家一次，到家已是晚上八九點鐘了，星期日晚上還要趕回單位上班。這樣，我就不能和仲勛一起參加周末的文娛活動，常常是他獨自帶著孩子們去參加周末活動。周總理十分關心仲勛的生活，每當見到仲勛獨自帶著孩子們參加活動時，就問：“怎麼見不到齊心同志呢？”后來，在一次節日晚會上，我見到了周總理。他一見到我就高興地說：“這麼年輕，哪裡像35歲，四個孩子的媽媽呀！”他決定讓我參加外事活動。但此后，我隻陪同仲勛在北京參加過接待蒙古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澤登巴爾夫婦和在廣東接待美國副總統蒙代爾夫婦的活動。直到今天，我還未跨出過國門。

1962年秋，康生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對仲勛搞突然襲擊，誣陷仲勛授意李建彤炮制《劉志丹》小說，為高崗翻案，說仲勛是挂帥人物，是大陰謀家、大野心家。康生還在會上給毛主席寫了一個條子：“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主席在大會上念了這個條子。我聽到這個消息后，猶如晴天霹靂一般。仲勛看到我難以承受的樣子，反而安慰我要正確對待，盡管他自己對這個突如其來的不白之冤也毫無心理准備。關於仲勛與《劉志丹》小說創作的關系，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經過有關部門的調查，已經有了明確結論：仲勛曾參加過小說創作組的兩次會議，在第一次會議上，他了解了小說的寫作過程﹔在第二次會議上，他明確表態說，陝甘根據地是堅決執行毛主席正確路線的。據我所知，仲勛連這部小說的初稿都沒看完就交給秘書田方了，后來發表的一些章節，他根本沒有看過。

面對巨大的政治壓力，仲勛違心地承擔了責任，但他內心卻倍受煎熬。當小女兒安安看到爸爸一個人坐在沒有開燈的客廳中默默思忖時，就問：“爸爸，你怎麼啦？”小兒子遠平也問：“爸爸你怎麼不去中南海啦？”此刻，年幼的孩子們還不知道，他們的爸爸正在承受著常人難以承受的苦痛。我也深深地陷入痛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