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心：憶仲勛——紀念習仲勛同志100周年誕辰  

1963年，仲勛受隔離審查期間，組織上安排他在中央黨校（獨居在西公所）學習。在此期間，他認真閱讀馬列、毛主席著作，並利用空余時間在住地后院的空地上種了一大片玉米、蓖麻和蔬菜等。當然，收獲多半是交公的。他曾對我說：“革命不是為了當官，種地同樣可以革命。”他還寫信給毛主席要求到農村去當農民。毛主席讓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回復說，農村太艱苦，還是到工廠去。1965年，組織上安排仲勛到洛陽礦山機械廠擔任副廠長。我當時正在北京海澱區搞“四清”，隻請了一天假回家給仲勛拆洗被褥，為他送行。不想，從此一別就是8年。回想起來不禁讓我潸然淚下，感慨萬分！

1967年1月3日深夜，西北一所大學的紅衛兵突然闖到洛陽礦山機械廠，沖進仲勛的宿舍，強行把他帶走。1月4日，仲勛在這所大學受到紅衛兵的批斗。在被批斗中，仲勛不畏強暴，不僅自己堅持真理，而且為其他受株連的同志澄清事實。他還寫信給毛主席，對“文化大革命”開展以來出現的一些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盡管身陷磨難，然而，值得欣慰的是，仲勛得到了人民群眾的信賴、保護和關照。當他被押到富平老家批斗時，那裡的鄉親們說，我們不是來批斗習仲勛的，多年不見，我們想來看看他。要不是他三年困難時期的關心照顧，我們早都餓死了。鄉親們還自發地給仲勛做了一頓家鄉飯。可是，造反派在康生的操縱下仍然不肯放過仲勛，准備把他拉到蘭州、延安繼續進行批斗，最終還是被周總理制止了。此時的仲勛，身體已經支撐不住了。1967年4月5日，他寫信給周總理說：“我的反面作用起完了，現在只是陪人挨斗了。”1968年1月3日，周總理派飛機將仲勛從西安接回北京，採取特殊保護方式，交給北京衛戍區監護。

在仲勛受審查、受迫害的日子裡，我和孩子們也受到了株連。“文化大革命”中，我因沒有同仲勛“劃清界限”，一直受到審查。僅在“五七”干校勞動期間，我就被審查了7年之久。3個大一點的孩子尚未成年就去了建設兵團勞動或生產隊插隊落戶。留在身邊的小兒子遠平也被剝奪了升學上高中的權利，還是在老戰友的幫助下才去工廠當上了一名車工學徒。這段時間，對我和孩子們來說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也是一場嚴峻的考驗。慶幸的是，我們全家人都經受住了這樣的考驗。

1972年冬，姐姐給我來信說：母親將不久於人世，希望能見上一面。於是，我向干校請假回京探親，得到批准。我的孩子們也因此有機會從各地返京，在姐姐家中團聚了。我和孩子們商量，給周總理寫信，要求見仲勛。我們在信中提了幾點請求：（1）我和孩子們已經多年未見到仲勛了，請求總理讓我們母子早日見到他﹔（2）我們在北京已無住房，請求解決居住問題﹔（3）存款早已凍結，希望解凍一部分存款維持生活。周總理很快作了批復，滿足了我們的請求。於是，我們終於見到了監護中的仲勛。我早有思想准備，心裡一次次地囑咐自己“一定要堅強”。令我沒有想到的是，當仲勛見到我和孩子們時，一生堅強的他流下了眼淚，連連說：“這是高興的，這是高興的。”由於多年分離，他分不清哪個是橋橋哪個是安安，更認不出已經長成小伙子的近平和遠平了。在臨回干校前，經我請求，組織上又批准我們見了仲勛一面。借見面的機會，我將他穿破的舊衣服全部換成了新的。從那以后，我每年都可以回京探望仲勛，和孩子們也有團聚的機會了。

1975年5月，仲勛被解除監護，組織上同意我陪伴他一同去洛陽。他被安置在洛陽耐火材料廠“療養休息”，居住在工人宿舍區。在這裡，我們度過了近3年的時光。這段日子裡，我們深深感受到了來自人民群眾的溫暖，仲勛的心裡也得到莫大的安慰。每天早上，仲勛都要去郊區散步兩小時，然后讀書看報，下午又到郊區水庫邊散步。時間久了，他同看護水庫的鄧老頭兒及郊區的一些農民都交上了朋友。他們湊到一起的時候，總是談笑風生，好像有說不完的話。

在得知鄧小平同志重新參加中央領導層的工作后，仲勛希望恢復工作的心情更加急切。黨的十一大召開后不久，仲勛便給黨中央寫了一封信，提出想在有生之年繼續為黨工作的請求。與此同時，我在女兒橋橋陪同下，多次往返於北京、洛陽之間，也多次找王震同志反映情況。王震同志非常關心仲勛的“問題”，為仲勛恢復名譽說了話。這期間，我們也找過胡耀邦同志和葉帥（葉劍英同志）。我第一次見到胡耀邦同志時，他從資歷、經驗、工作能力、水平、威信等幾個方面稱贊了仲勛，葉帥也堅決支持仲勛出來工作。在大家的關心和推動下，仲勛於1978年2月24日出席了全國政協五屆一次會議。4月初，仲勛恢復了工作。之后，中央決定派仲勛去廣東工作，“把守南大門”（胡耀邦同志原話）。

對於仲勛同志的歷史問題，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組織部關於為小說《劉志丹》平反的報告中說：《劉志丹》（送審樣書）不是反黨小說，而是一部比較好的歌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描寫革命斗爭的歷史書。習仲勛等同志關心這部小說的創作，對如何改好這部小說發表過意見，是完全正當的，根本談不上什麼反黨陰謀集團活動。“所謂利用寫《劉志丹》小說進行反黨集團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錯案”。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為所謂“習仲勛反黨集團”平反的通知，為仲勛徹底平反。仲勛和我終於放下了沉在心底多年的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