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心：憶仲勛——紀念習仲勛同志100周年誕辰  

仲勛離開我們已11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間，與他相依相伴的往事時常浮現在我的眼前。他似乎仍像以往一樣，關心著黨和國家的大事，關心著我的冷暖，關心著兒女們為黨為國盡忠、為人民服務的情況。在仲勛百年誕辰之際，我想寫一些和仲勛共同工作、生活的往事，以此表達我對仲勛的無限懷念。

仲勛在與我共同生活中，多次談起他的家世。仲勛出生在陝西富平一個農民家庭。習氏和中國其他姓氏一樣源遠流長。1369年（明洪武二年），習家這一脈始太祖習思敬攜家帶口由江西新淦（今新干縣）逃荒要飯到河南鄧縣（今鄧州市）落戶。仲勛為該族西戶習魁之后第九代人。仲勛的曾祖父習玉策生子三人：習永盛、習永山、習永厚。習永盛為長子，是仲勛的祖父。習永盛與張氏夫人在河南鄧縣育有一兒一女。1882年（清光緒八年），因家境貧寒，習永盛不得不再次舉家逃荒，來到陝西富平淡村落戶，后相繼生下仲勛的父親習宗德、叔父習宗仁。在淡村定居下來后，全家除靠租佃土地生活外，仲勛祖父還挑著貨郎擔趕集串鄉掙錢補貼家用，終因貧病交加，凍餓而死在富平城郊的聖佛寺塔下，被埋在附近的亂墳場內。1900年（清光緒二十六年），在外當兵的大伯回到家鄉，給了家裡一錠銀兩接濟，加之祖母及仲勛父親、叔父日夜辛勤勞作，家境才有所改善。不久，仲勛父親和叔父這兩房子女陸續降生，仲勛為習家遷至富平淡村后的第三代長孫。仲勛的父親於1928年40歲時病故，母親柴氏也在次年去世，年僅35歲。苦難的家史對仲勛一生產生極大影響。“我是農民的兒子”，是他在家裡常說的一句話。

在民族危亡和家庭苦難中出生成長的仲勛，從小就向往光明進步，立志改變舊中國面貌。13歲的仲勛，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開始了波瀾壯闊的革命生涯。15歲時，因參加黨領導的愛國學生運動被關押。在獄中，他立場堅定、斗爭堅決，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32年4月，仲勛和他的戰友們組織發動“兩當兵變”。之后，他和劉志丹、謝子長等同志一道，投入艱苦卓絕的創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工作。1933年4月，中共陝甘邊特委在照金召開第一屆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雇農周冬至當選為主席，仲勛當選為副主席。1934年11月，仲勛又當選為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當時他才21歲，被人們親切地稱為“娃娃主席”。1935年春，陝甘邊和陝北兩塊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統一為陝甘革命根據地（又稱“西北革命根據地”）。這塊革命根據地成為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碩果僅存”的根據地，成為黨中央、中央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和八路軍奔赴抗日前線的出發點。抗日戰爭時期，遵照黨中央、毛主席的重托，仲勛先后在關中、綏德地區擔任主要領導職務，把守陝甘寧邊區的“南大門”和“北大門”。他對黨的事業的無限忠誠、工作中表現出來的才能和作出的貢獻，得到黨和人民的高度認可和贊譽。1943年1月，毛主席為他題詞：“黨的利益在第一位”。

我第一次接觸仲勛是在1943年。當時西北局從延安大學中學部抽調一批青年同志到綏德師范（簡稱綏師）和米脂中學以學生身份開展工作，我是主要帶隊人（黨支部書記）。在我經西北局到綏德地委轉黨的組織關系時，在綏德地委所在地九真觀大院裡，看到牆上貼著嶄新的標語，上面寫著“歡迎習仲勛同志來綏德地委主持工作”、“學習習仲勛同志的優良品質和作風”等，這時我才知道仲勛是新任綏德地委書記。由於綏德地區是1940年剛開辟的新區，加之綏師一些學生對共產黨缺乏認識，政治思想比較混亂。那時，我被編在綏師思想最活躍的秋三四班級學習並擔任黨支部書記。當時，學校發生了“貼黑頭貼子”（寫匿名信貼在校內牆上）、“打石頭”（教員楊典被石頭打傷）等案件。而此時正值陝甘寧邊區開展防奸運動，綏德地委對案件十分重視，不僅派地委宣傳部長李華生同志來學校蹲點，作為地委書記的仲勛還親自來綏師作相關報告。就是在這次大會上，我第一次見到了仲勛。我和仲勛的直接相遇是這一年的夏天。那是一個星期天，我正從雕山書院女生集體宿舍經教室走過來，突然看到迎面走來的仲勛，我趕緊給他行了一個軍禮。他看到我，微笑著點了點頭，便走了過去。

隨著防奸運動的深入和受“搶救運動”的影響，一時間，“特務如麻”的陰影和“逼供信”、“假坦白”的氣氛籠罩著綏師，全校學生不被懷疑者所剩無幾。學生家長對此意見很大，甚至對黨不滿。這引起了綏德地委和仲勛的重視，決定把綏師作為領導綏德地區整個部署的重點來抓。為了加強領導，調原綏德縣委書記宋養初來校任黨總支書記，黨總支派學生黨員代表到地委請示匯報工作。這時，仲勛親自接見了我和白樹吉。在仲勛宿舍兼辦公室的窯洞裡，我第一次看到挂在牆上的毛主席給他的親筆題詞“黨的利益在第一位”。那題詞是用毛筆寫在漂白布上的。談話中，仲勛用深入淺出的話語提醒我們，應該對在“搶救運動”中出現的偏差進行抵制。他循循善誘地對我們說：“如果這樣下去，連你們幾位也會被懷疑。”他讓我們協助黨組織總結經驗，實事求是地做學生的思想工作，幫助黨組織扭轉“假坦白”造成的混亂局面。仲勛的話使我豁然開朗，明確了方向。同時，仲勛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的態度以及獨特的語言魅力，令我十分敬佩。

為了安定人心，挽回不良影響，仲勛邀請學生家長到綏師，做他們的思想工作，並召開有學生家長參加的校內外3000人干部群眾大會，進一步宣傳黨“不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放過一個壞人”的防奸政策。從那以后，綏師的運動逐步走上了穩妥健康的軌道。隨后，順利地轉入審干整風階段。

在仲勛的直接領導下，綏德地區審干整風的甄別工作進行得扎實、果斷、有力。仲勛在作整風報告時說：“對黨要忠誠，不要說假話，說假話就會起到破壞運動的作用。”他還說：“我們黨講黨性，我看實事求是就是最大的黨性。”他寫報告給中央和西北局，建議立即停止“逼供信”，糾正“左”的偏向。這在當時的形勢下，是要冒政治風險的，實屬不易。

·組圖：習仲勛在西北工作期間珍貴照片         

·習仲勛齊心夫婦珍貴合影：回顧革命伴侶五十八載深情（組圖）

·文獻紀錄片《習仲勛》第1 2 3 4集            

·毛澤東夸贊習仲勛，“你比諸葛亮還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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