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7日，根據遵義會議決定，政治局常委分工，由“洛甫同志（張聞天）代替博古同志負總的責任”，主持黨中央工作。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后，張聞天逐步將總書記工作移交給毛澤東，實際主持中央領導工作近四年。在此期間，他與毛澤東彼此尊重，密切合作（史稱“洛、毛合作時期”），領導黨和革命事業從失敗走向勝利，在黨的集體領導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創建並形成了民主集中制領導制度，對黨實現科學領導做出了貢獻。
堅持實行黨的集體領導的主要做法與經驗
主要領導者以身作則，自覺將自己置身於領導集體之中。突出表現為，為了顧全大局，在遵義會議后、張國燾搞分裂時和六屆六中全會上，張聞天三次主動提出讓出總書記職位。張后來在《反省筆記》中說：“六中全會期間我雖未把總書記一職讓掉，但我的方針還是把工作逐漸轉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同志留延安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會議地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同志的住處開，我隻在形式上當主席，一切重大問題均由毛主席決定。”這充分展現了他以黨的事業為重，淡泊名利、不戀權位的高尚品德，以及高度的民主意識和集體領導意識。對此，毛澤東曾多次稱贊說：洛甫這人很民主，不爭權。張聞天雖身居領袖地位，但從不以領袖自居，始終自覺將自己置身於領導集體之中，堅決執行集體的決定，模范遵守制度規則和紀律，凸顯和維護領導集體的權威。
嚴格按照少數服從多數原則，解決領導集體的重大意見分歧。主要表現有三次。第一次發生於1935年3月，一軍團林彪、聶榮臻於 10日凌晨致電軍委，建議攻打打鼓新場。當日，張聞天在鴨溪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討論此事。雙方激烈爭論。最后，隻有毛澤東堅持認為不能打。會議便按照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做出了攻打打鼓新場的決定，並撤銷了毛剛擔任7天的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
散會后，毛澤東放心不下，連夜提著馬燈去找周恩來（遵義會議后常委分工，周仍是軍事指揮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詳陳敵我現狀，闡述攻打打鼓新場的危險，要他晚一點下發攻擊令。周接受了毛的意見。翌日一早，張於芶壩再次主持召開會議討論此事。毛和周用事實說服了大家。於是，中革軍委即又發出《關於我軍不進攻新場的指令》。在短短兩天之內，中央領導集體按照多數決策原則，做出了兩個截然相反的決定，充分體現了當時黨內的民主氛圍。
第二次嚴重分歧發生於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對紅軍發展戰略方針產生了嚴重分歧。張聞天多次主持召開黨中央領導集體會議，對張國燾頑固堅持南下方針和分裂黨的錯誤進行批評教育，堅持會議討論和多數決定原則，實行集體領導。因此，與張國燾錯誤斗爭的勝利，也是黨中央集體領導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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