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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步：做過三次“新村夢”
其實，“新村夢”並不是毛澤東和他的同學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他們一種新生活的實驗。毛澤東“數年來的夢想新社會生活而沒有辦法”實施，畢業給他提供了一種契機，也就擁抱“新村”了。
但岳麓山裡建“新村”，只是他“新村夢”的開始。以后，他還有過另外兩次“新村”的計劃和實踐。
1920年3月5日，他“與陳獨秀、彭璜等人聯署的《上海工讀互助團募捐啟》，在上海《申報》刊出”。這年5月，他在上海和彭璜、張文亮幾個人在民厚南裡租了幾間房子，正式實踐工讀互助生活。他們共同做工，共同讀書，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毛澤東擔任洗衣服和送報紙的工作。但這種日子過得很艱難，洗燙衣服要來回取送，“作為洗衣店的幫工，他每月的報酬是12至15塊錢。其中要有大約8塊錢用作車費，因為他要往來於洗衣店和私宅及旅店之間”。
1920年3月14日，在北京的毛澤東給長沙周世釗的信中寫道：“我想我們在長沙要創造一種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辦一個自修大學（這個名字是胡適之先生造的）。我們在這個大學裡實行共產的生活……”這就是說，毛澤東對“新村夢”實現的希望還是寄托在他最熟悉的長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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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印：北京
注目在“菜園新村”
1918年8月中旬，毛澤東第一次來到北京。
他既是為解決工作問題而來——經已在北京大學任教的楊昌濟推薦，到北大圖書館當佐理員，也是擔任湖南赴法勤工儉學青年的“駐京辦主任”。沒想到，他的“新村夢”在這裡得到延續。
此時的北京，在左舜生、王光祈、李大釗等“少年中國學會”會友的提倡下，正興起了一股工讀互助運動的浪潮。
王光祈是工讀活動的熱心實踐者。他在《少年中國》雜志上描寫了具體設想：在距城市不太遠的鄉下，租個小菜園，不大不小，夠10余人種即可。再在其中建10余間房子，用中式建筑，分上下兩層樓，“樓上做我們的書房、閱報室、辦公室、會客室、藏書室、游戲室等等，樓下做我們的臥室飯廳等等”。園子西南角上建筑一個廚房，東北角上建筑一個廁所，房子后面建上一個球場。大家生活日程的安排：每天種菜兩個鐘頭，讀書、翻譯各兩個鐘頭，其他時間娛樂。種菜是為了從事“戶外勞動，於身體有益”，且有收入﹔讀書是為了“尋精神上的快慰”﹔翻譯是為了“介紹歐化，以革新一般人的思想”﹔還可以辦印刷局，既傳播新知，又獲得收入。各國出的新書，可以立即把它們翻譯、印刷出來，“我們就是文化交通上的‘火車頭’”。
這年12月4日，王光祈在《晨報》倡議建立工讀互助團並向社會募捐。12月24日，在王光祈、李大釗、蔡元培、陳獨秀、胡適、周作人等17人發起下，北京工讀互助團率先成立，總計有團員30多人，共分成3個組。這些小組以辦儉潔食堂、洗衣局、石印局、平民補習學校，乃至織毛巾、襪子，制作四川腌肉、火腿、香腸等為“勤工”的內容，工余則“按照指定的科目、時間往北大上課”。
在此期間，毛澤東與王光祈、李大釗交往頻繁，並經他們介紹正式加入“少中”。毛澤東對王光祈的“菜園新村”及工讀運動給予了密切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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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步：拜周作人做先生
1919年12月18日，毛澤東以湖南“公民代表團”團長的身份，率領30多人第二次來到北京，開展驅張活動。
這一次，他遇到了“中國‘新村運動’最積極的鼓吹者與組織者”周作人。周作人雖然日后成為漢奸文人，但此時卻是一個追求上進者。
1919年4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這是中國關於日本新村運動的最初介紹。這年7月，他來到日本，在留學之余考察了日本新村活動。在一篇題為《訪日本新村記》的文章中，他這樣描述初踏上新村所在地——位於九州東南部宮崎縣的日向時的感受：種下許多甘薯，在草地上同吃了麥飯，回到寓所，雖然很困倦，但精神卻極愉快，覺得30余年來未曾經過充實的生活。其實，他隻在新村待了三四天，並不了解其中真實情況。
周作人回國后，“以空前的熱情與干勁，到處作報告，寫文章”，介紹新村活動。1920年2月，周作人在自己位於北京西直門八道灣十一號的家宅辦起了新村支部。他在《新青年》上發布啟事：“凡有關於新村的各種事務，均請直接通信接洽。又如有欲往日向，實地考察村中情形者，本支部極願介紹，並代辦旅行的手續。”
1920年春，毛澤東到周的“新村”考察、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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