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爆發后，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首先把事變定性為革命的行動

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率領東北軍、西北軍在西安發動兵諫，扣押前來布置“剿共”的蔣介石，迫使他停止反共內戰，實行聯共抗日。

西安事變的爆發，在國內外引起巨大反響，西安成為國內外關注的中心和各種矛盾的焦點。形勢十分復雜，內戰危機迫在眉睫，張、楊兩將軍一時無所適從。

由於“三位一體”的西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存在，張、楊兩將軍在西安事變爆發的當天清晨，聯名打電報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邀請中共代表團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國大計，處理捉蔣的善后有關事宜。

12月12日上午8時，毛澤東看到張學良給他和周恩來的電報：“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復。”

毛澤東收到的這份改變中國命運的電報，一直是史學界關注的熱點。對於毛澤東得知西安事變的第一份電報，在現有的公開資料中，最權威的應該是《葉子龍回憶錄》中的記載：“1936年12月12日凌晨，我被電台值機員叫醒，說是張學良、楊虎城從西安給毛主席發來一封電報，是特急件。電報不長，是用半文半白的語言寫的，我看不太懂，但記得其中有‘兵諫’兩字。我立即把電報交給毛主席。……我與童小鵬住一間窯洞，他文化水平比我高。送電報回來，我問他，‘兵諫’是什麼意思，他說也搞不清。”

《楊尚昆回憶錄》中說：“中央派葉劍英為代表到西安去同張學良保持聯系。有一次葉劍英回來匯報，談到張學良曾說，他想不讓蔣介石在西北留這麼多兵，張在說這話時還無意間露出一句：‘必要時進行兵諫。’聽了這話，我覺得有點驚訝，但當時沒想到他真會把蔣介石抓起來。”這是目前所見到的中共中央高層把尚未發生的西安事變表述為“兵諫”的最早回憶。

接到電報后，毛澤東立即吩咐警衛員去通知中央其他領導人來開會。毛澤東說：“這件事，我們應該站在后面，讓張、楊去打頭陣。”后來，張聞天、博古、王稼祥等人提議，給共產國際去電。於是，毛澤東親自起草電文發往莫斯科，報告西安事變的真相，指出這一事件是根據張學良、楊虎城和共產黨“三位一體”達成抗日反蔣的協議而發生的，請國際從速指示。同時，毛澤東還親自起草了給張、楊兩將軍的文電，對他們進行贊揚。

12月13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會議。因為事情發生得很突然，情況還不很清楚，有待進一步了解和觀察，會上對許多重大問題只是交換意見，需要在進一步弄清情況后才能作出決斷。毛澤東在發言中提出一個首先必須解決的問題：“我們對這一事變的態度怎樣？應該擁護，還是中立，或反對？應該明白確定，是不容猶豫的。”

毛澤東斷言：“這次事變是有革命意義的，是抗日反賣國賊的。它的行動、它的綱領，都有積極的意義”。“就是在他的自衛的出發點上也是革命的”，“是應該擁護的”。

考慮到紅軍與東北軍、西北軍已形成三位一體，大多數政治局成員贊成“以西安為中心”，成立一個實質性政府，以西北為抗日前線，影響全國：“罷免蔣介石，交人民公審”。

張國燾發言最為激烈：“在西安事件意義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蔣。”“內亂是不是可免？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問題。”“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應該討論怎樣來實現。”張聞天針對“審蔣”、“除蔣”和“以西安為中心”等，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我們“不採取與南京對立方針。不組織與南京對立方式（實際是政權形式）”。“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聯合非蔣系隊伍。在軍事上採取防御，政治上採取進攻”。在目前的形勢下，“不要急躁”，否則會“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難”。

毛澤東考慮得更為深遠。他在作結論時說：我們現在處在一個歷史事變的新階段。在這個階段，前途擺著許多通路，同時也有很多困難。敵人要爭取很多人到他們方面去，我們也要爭取很多人到我們方面來。針對張國燾“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蔣”的說法，毛澤東強調：“我們不是正面的反蔣，而是具體地指出蔣的個人的錯誤。”“又要反蔣，又不反蔣，不把反蔣與抗日並立。”毛澤東最后著重提出：“我們的政治口號：召集救國大會。其他口號都是附屬在這一口號下，這是中心的一環。”毛澤東在1937年1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也承認：“西安事變后，我們通電中說將蔣交人民審判，是不對的。”

12月13日中午，在當天發給張學良的電報中，毛澤東除了告知“恩來擬來兄處協商大計”之外，還提出如下建議：要把蔣介石扣押在自己的衛隊營裡，以防其收買屬員，尤其是不能交給其他部隊看管﹔將東北軍主力調至西安、平涼一線，十七路軍主力集中於西安、潼關一線。同時表示：紅軍鉗制寧夏、隴東一帶胡宗南、曾萬鐘、毛炳文、關麟征、李仙洲等中央軍，以免西安腹背受敵。12月13日，毛澤東電示潘漢年：“請向南京接洽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可能性。”20日，毛澤東又致電周恩來，讓派人去胡宗南等黃埔系將領處，表示“願與談判恢復蔣（介石）自由之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