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西安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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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在西安發動兵諫，扣押蔣介石，迫使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成為中國現代史的轉折點。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運籌帷幄，成為扭轉乾坤的核心。

毛澤東決策紅軍與東北軍、十七路軍形成“三位一體”局面

事變前，爭取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十七路軍加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西安事變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1935年10月，紅軍到達陝北后，中共中央即開始了爭取張學良、楊虎城停止“剿共”、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

紅軍和楊虎城之間的統戰關系比東北軍要早。1933年，楊虎城就和紅四方面軍簽訂了“漢中協定”，亦稱“巴山協定”。紅軍和白區秘密黨組織建立了交通站，紅四方面軍急需的醫療器械、通訊器材、汽油、紙張等重要物資以及情報等由此不斷輸送到蘇區。

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后，毛澤東也著手與楊虎城的部隊建立統戰關系。紅二十六軍政委汪峰受命擔任了這一特殊使命。據汪鋒回憶，1935年12月5日，毛澤東親自給楊虎城及其總參議杜斌丞等人寫了信，在信中懇切地表示，我們黨願聯合一切反蔣抗日之人，不問其黨派及過去之行為如何，隻問今日在民族危機關頭是否有抗日討蔣之誠意，“凡願加入抗日討蔣之聯合戰線者，鄙人等無不樂於提攜，共組抗日聯軍，並設國防政府，主持抗日討蔣大計”。在給楊虎城的信中還說：“如荷同意，即祈派代表，前來蘇區，洽商一切。”

1936年2月，楊虎城首先與紅軍達成了停戰抗日的具體協定。

同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決定結束東征，紅軍撤回河西，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和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名義發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公開宣布中共的“抗日反蔣”政策已轉變為“聯蔣抗日政策”。但由於蔣介石當時的頑固態度，中共中央決定把重點放在首先爭取西北軍高級將領之上。

1936年秋，中共中央提出國共再度合作，將“反蔣抗日”口號改為“逼蔣抗日”。之后，毛澤東又於8月13日派他的秘書張文彬帶著他給楊虎城及杜斌丞的親筆信，隨同葉劍英（做東北軍工作）、潘漢年（去南京做國民黨上層統戰工作）、汪鋒（做十七路軍黨的工作）等到西安，表示希望“兩軍關系更臻融洽”。

西安事變前，蔣介石加緊對紅軍進行“圍剿”。1936年12月6日，毛澤東又派王世英致書楊虎城，敦促楊虎城旗幟鮮明地站在聯合抗日戰線上，並祈其對蘇區資助10萬元的經費。與此同時，北方局也派申伯純等去十七路軍做楊虎城的工作﹔共產黨員王炳南回國后，也到楊虎城身邊做十七路軍的工作。從各方面爭取與楊聯合抗日。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採取公開與秘密、上層與下層、整體與局部相結合等方式，開展對東北軍的爭取工作。毛澤東直接部署和指導了這一工作。1936年1月，毛澤東起草了聯名發表的《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申明願同正在陝北進攻紅軍的東北軍首先停戰議和，共同抗日。

2 月19日，毛澤東、彭德懷致電王以哲（東北軍第六十七軍軍長）、張學良，通報國內形勢，勸張堅持聯合抗日的立場，防止蔣介石的暗算，並同意派李克農立即赴洛川面談一切。翌日，毛澤東、彭德懷又致電王以哲：紅軍代表李克農、錢之光等4人於 21日從瓦窯堡動身，25日可抵洛川，望妥為接待，並保証安全。李克農等到洛川后，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議交給了王以哲，充分表示了共產黨的誠意。王以哲熱情地安排他們住在軍部后院，和自己比鄰而居，對外絕對保密。王以哲安排好李克農等人之后，電告張學良。張學良回電說他有事去南京，要王以哲先同李克農等會商談判第六十七軍與紅軍局部合作問題，其余重大問題待他回來時再談。

2月29日，毛澤東、彭德懷致電李克農，提出了更為完整的4條協定。經過再次商討， 李克農與王以哲最后達成互不侵犯、加強雙方聯絡等4條口頭協定。按照雙方商定，毛澤東、彭德懷於 3 月 4 日將口頭協定內容通報下達部隊，開始實行。3月3日，張學良由南京回到西安。次日他親自駕機飛抵洛川。下午，張學良即與李克農會談，他完全同意紅軍與六十七軍的口頭協定。為了進一步商討抗日救國大計，張學良提出，中共最好在毛澤東、周恩來中推出一位，與張當面會晤，地點定在延安，時間由中共決定。

會談中，張學良還要求中共派一位代表常駐西安，以便開展工作。李克農答應將張學良的請求報告給中共中央。3月5日凌晨5時，談判結束。3月16日，李克農到達山西石樓，立即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詳細匯報了談判經過，並向中央轉告了張學良的要求：“由毛澤東、周恩來二人中選一位與他會談，商定大計。”毛澤東幽默地說：“看來，這位少年得志的張學良，是嫌我們克農同志的官小啊!”

隨后，中共中央決定由周恩來為全權代表，李克農為副手，即刻奔赴東北軍控制的延安城，與張學良繼續談判。28日，李克農與周恩來、博古、鄧發、王世英等人，帶著一部電台和一個警衛排，離開石樓啟程，當晚渡過黃河向延安進發。

4月2日，張學良通過王以哲復電李克農，確定於4月8日晚在延安會晤。屆時，東北軍將派人秘密接周恩來、李克農入城。4月8日下午五六點鐘，周恩來、李克農及隨行部隊按照預定時間到達延安東北的川口村。張學良獲知周恩來、李克農到達川口的消息后，一面發急電囑咐駐守延安的一二九師師長周福成准備盛情招待，一面自駕飛機，帶著王以哲、劉鼎及少數心腹侍衛飛赴延安。9日黃昏時分，張學良派高福源到川口接周恩來和李克農。在高福源的引導下，周恩來、李克農在夜幕中走進了延安城，來到了清涼山下的橋兒溝天主教堂。這是當時延安城最好的建筑。在這座天主教堂裡，周恩來、李克農與張學良等人舉行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談。

延安會談讓張學良的心情豁然開朗。他不僅看到了東北軍的前途，而且堅定了聯共抗日的信心，對於共產黨人也有了深入的了解。此次秘密會談，為紅軍與東北軍、西北軍建立“三位一體”的西北反蔣聯盟奠定了堅實基礎，也為半年后的西安事變埋下了伏筆。9月18日，紅軍與東北軍簽訂了局部停戰協定。至此，我黨爭取東北軍的統一戰線工作收到了重要成效，紅軍與東北軍、西北軍之間，基本上形成了統戰的“三位一體”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