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毛澤東力促國民黨建立“和平統一”的對內政策

西安事變給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帶來的影響是深遠的。12月27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鄭重宣布：“西安事變的力量使國民黨結束了十年的錯誤政策。”“就內戰來說，十年的內戰，以什麼來結束內戰？就是西安事變。西安事變結束了內戰，也就是抗戰的開始。”

1937年1月1日，毛澤東同周恩來聯名致電在南京的中共代表潘漢年，指出：共產黨“贊助國民黨一切有利於救亡圖存之改革”，願與陳立夫、宋子文、孫科、馮玉祥各方面“商洽團結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1月2日，毛澤東和張聞天發出《關於鞏固張、楊兩軍與紅軍團結，推動時局好轉的指示》，指出：“目前全局重心，在鞏固張、楊兩軍團結於紅軍周圍，以對抗親日派，推動時局轉向有利方面。”“南京亦正在爭此一著，用分化與威脅手段奪取張、楊兩軍，以孤立紅軍。”1月5日，毛澤東、張聞天致電周恩來、秦邦憲：“目前隻要三方面團結，真正地硬一下，並把紅軍的聲威傳出去，使中央軍不敢猛進（猛進時消滅其一部），有可能釋放張學良，完成西北半獨立局面。”

1月21日，毛澤東再次與周恩來聯名致電潘漢年，指出在談判中，堅決要求蔣介石同意保証和平解決后，不再有戰爭，不執行“剿共”政策，並保証紅軍最低限度的給養……潘漢年根據上述指示，與蔣介石、宋子文、張沖等進行了多次協商，但沒有任何結果。

在蔣介石一意孤行，用武力進逼西安時，東北軍在少壯派軍官的鼓動下，准備與蔣介石決一死戰。周恩來立即向陝北和毛澤東發報請示。1月30日，毛澤東、朱德回電指示：“和平是我們的基本方針，也是張楊的基本方針。但我們與張楊是‘三位一體’，進則同進，退則同退，我們不能獨異失去張楊。”

2月10日，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召開，中共中央向國民黨提出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証，這次會議最終確定了“和平統一”的對內政策，至此，經過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斗爭，西安事變最終得以和平解決，國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初步形成。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不久，為了使根據地廣大干部、戰士和群眾，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方針有明確的認識，毛澤東到紅軍大學作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報告並回答有關疑問。

對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特別是好不容易抓住了蔣介石又把他放了，黨內和紅軍內有些人想不通。一個學員含著淚問，為什麼不能殺？蔣介石欠我們的血債太多了，他殺了我們許多同志，將他千刀萬剮，也難解心頭之恨。毛澤東耐心地說：“你們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的，正因為我們要報仇雪恨，我們更不能感情用事。殺了蔣介石，隻能引起更大規模的內戰，中國人打中國人，日本侵略軍佔領全中國豈不是更容易、更便宜了？”

當時還有人擔心，如果蔣介石不談判，不接受張、楊的抗日主張怎麼辦？蔣介石心狠手毒，毫無信譽可言，放了他，他會抗日嗎？對此，毛澤東作了深刻的分析：“日本侵略者、國民黨內親日派，他們唯恐我們不會殺掉蔣介石，而蔣介石又最怕死，在這種生死攸關的時刻，蔣介石會認識到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再加上宋氏兄妹的勸說，蔣介石肯定會接受張、楊二將軍的抗日主張的……陝北的毛驢很多，毛驢馱了東西是不願上山的，但是陝北老鄉讓毛驢上山有三個辦法：一拉、二推、三打。蔣介石是不願抗戰的，我們就採取對付毛驢一樣的辦法來對付蔣介石，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當然嘍，要拉得緊，推得有力，打得得當，驢子就被趕上山了，蔣介石也就抗日了。當前，日本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們黨領導人民抗戰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決定作用的是我們，國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大勢所趨。但是，驢子是會踢人的，我們要提防它，這就是既聯合又斗爭。”

毛澤東的報告既生動形象，又發人深思，解決了人們的種種疑慮，從而激發了全黨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的積極性。

西安事變的發生及其和平解決，結束了十年內戰，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國共合作抗日已經是大勢所趨。1937年3月，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周恩來回到延安，毛澤東親自到機場迎接。當大家贊揚周恩來這次西安之行勝利完成黨的使命時，周恩來說：“我這個勝仗全靠黨中央指揮英明，靠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偉大啊!”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過程中，他高瞻遠矚，洞察一切，不為一黨私仇所擾，從中華民族的前途和根本利益出發，表現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大智大勇，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熟的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