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澤東之路(17)：也是“北漂”人

5

足步：“我並不因此而喪氣”

一個“北漂”人，受冷遇是免不了的。

有一次，胡適在北大圖書館演講，毛澤東操著濃重的湖南口音向他請教。胡適問旁邊的人：“提問的是哪一個？”當得知是一個不在冊的小職員后，竟拒絕回答問題。

“我的職位如此之低，以致人們都不屑和我來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記來館讀報的人名，不過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裡。在這許多人名之中，我認得有幾個是新文化運動著名的領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們討論關於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過他們都是極忙的人，沒有時間來傾聽一個南邊口音的圖書館佐理員所講的話。”

受冷遇后，自暴自棄還是自我奮起？

“以眼還眼”還是讓人重新認識自己？

毛澤東的態度是：“我並不因此而喪氣”，因為他很珍惜北京的文化氛圍。報紙閱覽室的樓上是校長蔡元培辦公室，胡適、魯迅等人在這裡來來往往借閱書籍和報紙。近水樓台先得月，毛澤東有機會向他們請教，盡管還要受到冷遇。除此之外，他“仍然參加哲學研究會和新聞學研究會，想藉此能聽大學裡的課程。”

所棲身的地方與北大很近，他經常步行到北大聽講座，還參加了兩個學生社團。一個是1918年10月成立的新聞學研究會，由京報社長邵飄萍發起組織並主講有關辦報的業務知識。另一個是1919年1月成立的哲學研究會，由楊昌濟、梁漱溟、胡適、陳公博等人發起組織，它的宗旨是“研究東西諸家哲學，渝啟新知”。

毛澤東曾回憶說：“在公園和故宮的宮址我看到了北國的早春，在堅冰還蓋著北海的時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這不僅是“寫景”，也是“抒情”：季處嚴寒，心遭冷遇的“北漂”人毛澤東卻看到了冰雪中包裹的春天。這是一種人生的自信，也是一種自我心態的調整。

毛澤東的謙虛態度和自身實力，讓人們不得不由“冷”轉“熱”。就說胡適吧，第二年就和毛澤東成了“至交”。有人如此表述兩人關系的轉變：“由於毛澤東虛心請教，經過多次提問、接觸，情況逐步變化了。”后來毛澤東回到湖南創辦《湘江評論》，在北京的胡適看過后，不僅撰文推介，而且贊賞毛澤東在《湘江評論》第二、三、四號發表的《民眾大聯合》，“眼光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最重要的文字”。1920年，“胡適並對毛澤東呈送的《湖南建設問題條件商榷》很感興趣。”

6

足印：北大紅樓

第一次會見陳獨秀

現在沙灘的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當年曾是北京大學老校舍之一。這棟1918年建起的“工字樓”是北大當年的校部，第一層為圖書館，第二層為行政辦公室， 第三、四層為教室。本世紀初改為紀念館時，復原了當年李大釗辦公室、毛澤東工作過的報紙閱覽室等。

從某種意義上說，日后，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成為中國革命的領袖，邁出“最要緊的一步”就在這間報紙閱覽室裡。因為日后創建中共的兩個巨頭——“南陳北李”就在這座樓上。報紙閱覽室往左是陳獨秀的辦公室，往右就是李大釗的辦公室。陳、李都是新文化運動的先鋒，也是五四運動的領軍和核心人物，被人譽為“北大紅樓兩巨人”，“照古今”的“日月雙星”。

在這裡，毛澤東第一次見到了仰慕已久的陳獨秀。當時，猛烈批判封建意識形態的《新青年》雜志擁有大批青年讀者，毛澤東就是其中一員。1917年3月，正就讀於湖南一師的毛澤東將《體育之研究》一文投向《新青年》。這篇文章以其暢快淋漓的文風、邏輯嚴密的章法博得了陳獨秀的贊賞，陳將全文發表在《新青年》雜志上。有了這種淵源，毛拜訪陳也就沒有障礙了，而毛的謙虛誠懇態度，又給陳留下了美好的記憶。陳當時就夸獎說，你那文章寫得好，特別是“蓋天地惟動而已”這觀點有創見。

從此，毛與陳來往密切，也就有了日后兩人在上海的多次見面，也就有了陳委托毛在湖南建黨，也就有了毛於建黨初期在內部地位的不斷上升。

7

足音：“對政治的興趣繼續增大”

毛澤東回憶自己這一時段的心路歷程時說：“我對於政治的興趣繼續增高，同時我的頭腦愈來愈激烈……不過，當時我還在彷徨，還在‘找出路’。我讀了幾本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很受影響。”

但是，毛澤東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李大釗是引導他走向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人”。作為他的“頂頭上司”，李大釗的言論給他以最直接的影響。1918年11月，他到天安門廣場親耳聽了李大釗《庶民的勝利》的演說，也研學過李大釗《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傳播馬克思主義的論文。這些經歷使他開始具體地了解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正如1949年3月，他在西柏坡回憶時所說的：“30年前我為尋求救國救民真理而奔波，吃了不少苦頭。還不錯，在北京遇到了一個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沒有他的指點和指導，我今天還不知在哪裡呢！”

■鏈接

青年毛澤東評價陳獨秀

我們對於陳君（獨秀），認他為思想界的明星。陳君所說的，頭腦稍為清楚的聽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現在的中國，可謂危險極了……危險在全國人民思想界空虛腐敗到十二分。中國的四萬萬人，差不多有三萬萬九千萬是迷信家。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運命，迷信強權。全然不認有個人，不認有自己，不認有真理。這是科學思想不發達的結果。中國名為共和，實則專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這是群眾心裡沒有民主的影子，不曉民主究竟是甚麼的結果。陳君平日所標揭的，就是這兩樣。他曾說，我們所以得罪於社會，無非是為著“賽因斯”（科學）和“克莫克拉西”（民主）。陳君為這兩件東西得罪了社會，社會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錮報給他……陳君之被捕，決不能損及陳君的毫末，並且是留著大大的一個紀念於新思潮，使他越發光輝遠大。政府決沒有膽子將陳君處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損及陳君至賢至高精神的毫末。陳君原自說過，出試驗室，即入監獄。出監獄，即入試驗室。又說，死是不怕的。陳君可以實驗其言了。

——摘自《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原載1919年7月14日《湘江評論》創刊號，湖南人民出版社《毛澤東早期文稿》2008年版）（記者 文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