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格外的不能忘記他。我暗中行事，使家人買了一點菜，晚上又下了幾碗面。……晚上睡在被裡又傷感了一回。聽說他病了，並且是積勞的緣故，這真不是一個小問題。”
“思君如夜燭，剪淚幾千行。”遠方的心上人太令她挂念了。
不眠的冬夜，本來就有詩人氣質的楊開慧，寫了這樣一首詩——
“平陰起朔風，濃寒入肌骨。念茲遠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備？……念我遠行人，復及數良朋。心懷長郁郁，何日復重逢。”
他們終究沒有重逢。
1930年，紅軍第二次攻打長沙時，湖南軍閥何健把楊開慧抓了起來，對她說：隻要你宣布和毛澤東斷絕關系，就放了你。這位外表柔弱的女子拒絕了這個可以給她帶來生路的選擇。
她被敵人殺害了，隻有29歲。
楊開慧犧牲前，說了一句話：“死不足惜，但願潤之革命早日成功。”
聽到楊開慧犧牲的消息，毛澤東也說了一句話: “開慧之死，百身莫贖。”
他借用的是《詩經》裡的話。
似乎早有犧牲的准備，楊開慧把自己寫的那首題為《偶感》的詩稿和題為《自述》的回憶散記，藏在了長沙板倉鎮楊家老屋牆壁的磚縫裡。直到1983年翻修房屋時，才偶然被發現，得以重現人間。
此時距離楊開慧犧牲已有25年，而毛澤東離開人世也過去了6個春秋。這四千多字的手稿，已經被歲月侵蝕得陳跡斑斑，頁卷殘破。
一個女性的愛情火焰，就這樣在黑暗的狹小空間裡，獨自燃燒了半個多世紀。
在戰爭年代，毛澤東或許還沒有相應的心境把自己的懷念之情轉化成詩。等他有相應的心境賦詩悼念的時候，詩情卻已經轉到另外一路了。
1957年1月，《詩刊》第一次公開發表了毛澤東在“馬背上哼成”的18首詩詞，楊開慧的中學同學李淑一讀后，想起曾看到過毛澤東1920年寫給楊開慧的那首《虞美人•枕上》。她寫信給毛澤東，請求抄寄全詞，還給毛澤東寄來自己1933年聽說丈夫柳直荀犧牲時，結想成夢、和淚填寫的一首《菩薩蠻》。
“征人何處覓？六載無消息。醒憶別伊時，滿衫清淚滋。”
李淑一的這首《菩薩蠻》，和楊開慧犧牲前留下的那首《偶感》詩稿一樣，表達著同樣的情感，同樣的思念。
都是陽光下的月亮之歌。
讀到李淑一的信和詞，毛澤東沒有把《虞美人•枕上》抄給李淑一。但李淑一的詞，卻在他的內心世界激起難以平息的涌潮。他雖然沒有讀到楊開慧生前想念自己的詩，但卻完全可以體會到楊開慧當時的思念之情。
在回信中，毛澤東徑直說，“大作讀畢，感慨系之”，並囑李淑一“到板倉代我看一看開慧的墓”。
這時，毛澤東已經有了表達“感慨”的特殊方式。正是李淑一的《菩薩蠻》，激起他的詩情，寫下別具一格的悼亡之作《蝶戀花•答李淑一》——
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颶直上重霄九。
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廣袖，萬裡長空且為忠魂舞。
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
追念亡妻楊開慧、亡友柳直荀，已經沒有了《賀新郎》的斷腸淒清，更沒有《虞美人》的孤愁纏綿。有的則是上天入地的大境界，感天動地的大精神。毛澤東的情感，被想象包裹起來，升華了。楊開慧和柳直荀，已融進了另一個概念—為革命獻身的忠魂烈士。
他們以羽化成仙的形式獲得了永生。他們來到了美麗的天上月宮，那個被罰在那裡沒完沒了地砍桂樹的吳剛老頭，也要折腰向他們奉獻上好的桂花酒; 那個偷吃仙丹跑到月宮卻永失歡樂的寂寞嫦娥，也翩翩起舞來歡迎他們。
毛澤東還想象，忠魂烈士仍然關注著、牽挂著他們為之奮斗的事業，所以當傳來革命勝利的消息，二人竟洒下如傾盆大雨的淚水。忠魂烈士快慰了，毛澤東思念伴侶的情感也深化了。
愛是個人感情，卻對應著整個世界。
人若失去這種情感，世界也會黯然。
毛澤東並非刻意地借愛情抒寫政治，也不是刻意地用政治比喻愛情。
因為個人與世界的必然對應，他把愛情提高到了政治，升華為歷史。
同毛澤東私交頗厚的民主人士章士釗，在讀了《蝶戀花•答李淑一》后，曾當面問他：為什麼把楊開慧稱作“驕楊”？
毛澤東回答說：“女子革命而喪其元（頭），焉得不驕！”
1920年的《虞美人》，1923年的《賀新郎》，1957年的《蝶戀花》，即使不能說是毛澤東一生關於愛情的全部詠唱，至少也構成了他的愛情之歌的最強音符和主旋律。
這三首寫給楊開慧的作品，都寄情於月亮——
“一鉤殘月向西流”，“照橫塘半天殘月”，更有那長空明月，“嫦娥舒廣袖”。
月亮的清輝，月亮的清朗，月亮的清美，月亮的清純……
月是戀人心，月是故人情，它是那般的綺麗憂傷，它是那般的高尚脫俗……
這三首寫給楊開慧的作品，都拋洒了眼淚——
“對此不拋眼淚也無由”，“重感慨，淚如雨”，更有那“淚飛頓作傾盆雨”。
丈夫有淚即可流，隻因到了動情處。
天地有陰陽，人性有剛柔，思緒有情理，聲容有哭笑。
真正好的愛情詩，何嘗不是月光下的吟唱，何嘗不是由血與淚、歌與哭、愛與情串連凝結起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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